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最新研究表明，最富有的 10%美国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40%。这项发表在《PLOS Climate》杂志上的研究确定了收入（尤其是来自金融投资的收入）与为产生该收入而产生的排放量之间的联系。
研究人员建议，为了公平地实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政策制定者应针对股东和投资收入的碳强度征税。
科学家和环保人士早就知道，消费–我们吃的食物的数量和种类、我们驾驶的车辆以及我们购买的所有物品–与温室气体排放密切相关。因此，传统的环境政策要么限制消费，要么引导消费向更环保的方向发展：用植物性饮食取代红肉，或用电动车取代油老虎。
这项新研究的主要作者、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家贾里德-斯塔尔（Jared Starr）说，”基于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方法是累退的。它们不成比例地惩罚了穷人，却对极端富裕的人影响甚微，而这些人往往会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基于消费的方法忽略了重要的一点：碳污染会产生收入，但当这些收入被再投资于股票而不是用于生活必需品时，就不会被征收基于消费的碳税。当我们关注排放如何创造收入，而不是如何促成消费时，会发生什么呢？”
然而，要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困难重重，因为尽管捕捉工资和薪金（90% 美国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的快照相对容易，但要了解构成最富有美国人财富一大来源的投资收入却非常困难。
税前供应商框架下各收入组的平均家庭二氧化碳排放吨当量（2019 年）。x 轴上各收入组的宽度与各组在全国排放量中所占的份额相对应。资料来源：贾里德-斯塔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塔尔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 30 年的数据，首先利用了一个包含超过 28 亿次部门间资金转移的数据库，并通过这些交易跟踪碳流和收入流。这样，他们就能计算出两种不同的数值：基于供应商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基于生产者的收入温室气体排放。
供应商排放是指为经济提供化石燃料的行业所产生的排放。例如，化石燃料公司的运营排放实际上很低，但他们通过向其他燃烧石油的人出售石油赚取巨额利润。基于生产者的排放是指企业自身运营直接释放的排放，比如燃煤发电厂。
有了这两个数据之后，斯塔尔和他的合著者将排放数据与另一个数据库联系起来，该数据库包含 500 多万美国人的详细人口和收入数据。该数据库对收入来源进行了解析，将主动收入（通过就业获得的工资或薪水）与被动产生的投资收入区分开来。
研究小组不仅发现，美国 40% 以上的排放量来自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而且还发现，仅收入最高的 1% 人口就产生了全国 15 – 17% 的排放量。一般来说，白人、非西班牙裔家庭的排放相关收入最高，黑人家庭最低。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在 45-54 岁年龄组达到峰值，然后下降。
研究小组还发现了排放强度极高的”超级排放者”。这些人几乎都是排名前 0.1% 的家庭，在金融、房地产、保险、制造业、采矿和采石业等领域所占比例过高。
斯塔尔说：”这项研究让我们了解到收入和投资是如何掩盖排放责任的。”例如，收入最高的 0.1% 家庭 15 天产生的碳污染与收入最低的 10% 家庭一生产生的碳污染相当。基于收入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关注谁从改变气候的碳污染中获利最多，并设计政策来改变他们的行为。”
斯塔尔和他的同事们特别指出了基于收入和股东的税收，而不是对消费品征税：”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真正激励那些推动气候变化并从中获利最多的美国人，使他们的产业和投资去碳化。这是通过自身利益而不是利他主义来撤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让企业高管、董事会成员和大股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会多快地实现产业的低碳化。所获得的税收可以帮助国家对去碳化工作进行大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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