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John Hammond爱上了爵士乐。放学之后，他没有回在曼哈顿上东区的豪宅家里面，而是搭乘一辆住宅区公交车前往30个街区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他离开的那个世界是有钱的白人的世界，充满了稳重的气息；而他去往的这个世界则充满了贫穷的黑人和激情洋溢的流行音乐。对John Hammond来说，这才感觉像是真实生活。哈林区（黑人住宅区）的商店老板和门卫们已经习惯了看到这个瘦削的白人小孩穿戴着蓝色夹克和鸭舌帽在音乐唱片商店之间穿梭，他对每一个遇到的人都露齿微笑。
那已经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事情了。到三十年代，哈林区取代了芝加哥南部成为了美国爵士乐和蓝调音乐家的主要目的地。在Lafayette、Big John Gin Mill、Minton和Cotton Club这些酒吧，音乐家和粉丝们聚集在一起喝酒、调情、抽烟和演奏。Hammond依然经常到这里来，但现在他们让他加入了俱乐部。他穿着按钮式衬衫，打着领带，在俱乐部里面看起来非常不协调。但是他和数十位黑人音乐家和俱乐部主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喝柠檬水的年轻白人和他们喜欢一样的音乐，而且他了解关于这些音乐的一切。
Hammond出生于富豪之家（他母亲是Vanderbilt家族的一员），但他却一直渴望挣脱镀金的牢笼。1931年，他从耶鲁大学退学，进入了当时处于快速增长中的唱片业工作，这让他的父亲非常失望。为了取得成功，Hammond需要找到新的艺术家，并为他们录制唱片。为此他在纽约的大街小巷穿行，从格林威治村到哈林区，找寻尚未被发掘出来的天才。「几乎找遍了每一家夜店……每一个录制时间或广播或试听或排练」。爵士乐评论家Otis Ferguson这样写道，「很简单，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呆了足够长的时间，你一定能看到活生生的John Henry Hammond。」
1933年二月的一个夜晚，Hammond随意敲开了133街一扇大门，那是他的朋友Monette Moore经营的一家地下酒吧；Hammond是来看她表演的。但她没有表演，替代她的是一位名叫Billie Holiday的女孩。Hammond从未听说过她——也就意味着从未有人听说过——但是她让他屏住了呼吸！Holiday当时只有17岁，身材高挑，有着非同寻常的美丽，而且举止充满了傲气。她的表演让Hammond战栗。她跟随节奏演唱，她懒羊羊的嗓音就像是从香烟里面徐徐飘散出的烟雾。她不止是在唱歌，她也是在用自己的声音演奏。Hammond说：「当时我不知所措。」
据Dunstan Prial的传记《制作人》（The Producer）介绍， Billie Holiday成为了John Hammond事业的第一个重大发现。之后，Hammond陆续发掘培养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爵士乐音乐家：「摇摆之王」（king of swing）Benny Goodman，摇摆钢琴家Teddy Wilson，颤琴演奏及领队Lionel Hampton，吉他天才Charlie Christian。Hammond对天才有着异乎寻常的的感知。1936年的一个夜晚，在芝加哥看完Goodman的表演之后，不觉疲倦的他打开了车里面的收音机，在电波中寻找。经过了一段嘈杂，在驾驶之中，他最后找到了一段微弱的某个摇摆乐队的音乐。这是来自堪萨斯城Reno俱乐部的实时传输，正在表演的则是Count Basie Orchestra（贝西伯爵乐团）。不久之后，一只手伸到了坐在钢琴前的Baise的面前，一位穿着保守的人正笑容灿烂地看着他：「你好，我是John Hammond。」
那时候，黑人音乐家还不能和白人一起表演。Hammond觉得这简直太荒谬了。他厌恶隔离，并且一有机会就促进乐队之中的种族融合。他也相信几乎所有好的流行音乐都能在黑人文化中找到根基。随着爵士乐在美国的逐渐盛行，它的起源却正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Hammond对此感到非常气愤。所以他决定对白人进行一点教育。1938年，他在卡内基音乐厅组织了一场音乐会「从灵歌到摇摆」（From Spirituals to Swing），追溯了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从非洲鼓乐到黑奴的歌唱、南方蓝调、福音音乐和爵士乐。表演者包括Basie、Sister Rosetta Tharpe和Big Joe Turner等许多音乐家。演出门票销售一空！
在哈林区的那个夜晚，没人告诉过Hammond去见Billie Holiday。她没有任何粉丝基础，也没有经纪人帮她说话。没有人愿意给她出唱片。但当他看到Holiday的时候，John Hammond知道她将成为一位明星。他只是对这个姑娘有这样的感觉而已。这就是直觉。
发掘天才的「伯乐能力」是神秘的、有极高价值而且广受称道的。
我们喜欢听棒球教练发掘出了年轻投手、老板在不起眼的位置提拔出了有潜力的员工和指挥从乐队中选出了独奏者的故事。选秀节目一直排在电视节目表的主要位置上。我们愿意相信某个特定的人——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能够仅凭感觉就能找到某个人的特别之处。但是现在除了直觉，我们有另一种找寻天才的方法了。这种方法不依赖直觉，靠的是数据和分析。发掘天才不必「走心」，只需动脑。这种方法虽然产生不了什么浪漫的故事，但却很有效率——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喜欢用直觉，但通过直觉来寻找天才的例子是越来越少了。
对直觉的第一波打击来自Michael Lewis 2003年出版的《点球成金》（Moneyball），这本书后来几乎成为了体育等领域的管理手册。Lewis报道了一个囊中羞涩的大联盟棒球队Oakland A，该球队在面对更大、资金更充足的对手时取得了看似不太可能的胜利。他们的成功秘诀就是数据。他们的经理人Billy Beane意识到在对球员进行评估时，即使经验丰富的球探的直觉也很不可靠，于是他雇佣了一些统计分析师来筛选鉴定被大联盟所忽视的优秀球员。
这些分析师是棒球运动的外行，但正因如此，他们才不容易受到偶然的棒球「绝杀」的影响。球探在找寻年轻运动员时可能会看重他的体格，并且只是通过其简单的几次投球对其进行评估。而Beane的数据统计却能发现一个身材虽然偏胖，但水平高于平均的接球手；或者发现一个采用另类的投球方式，但效果更佳的投球手。另外，统计人员还注意到最后一场比赛对球探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球探们也过于关注那些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关键球能力」这样的概念。
球探们被自己的大脑忽悠了！在《点球成金》问世前，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凭借对人类大脑认知方式的不可靠性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成果对哈佛的一位统计学家Paul DePodesta产生了影响，而这位统计学家就是Billy Beane雇佣的主要分析师。起初，球队教练并不愿意听从这些在电脑面前敲敲打打的「书呆子」的意见，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亲眼所见的东西。但Oakland A的成功最终证明这些书呆子比教练看得更明白。Beane说：「说眼睛比数据更可靠，我并不认同。因为我曾经亲眼见过魔术师从帽子里面拉出兔子，而我知道兔子其实并不在那里。」
在足球领域，专家的直觉也存在类似的缺陷，现在顶级的俱乐部都雇佣了统计学家来抵消这些缺陷。运动员的体格大小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重要：分析师发现虽然俱乐部签约了很多大个子球员，但最常上场的还是小个子球员。有一些球员生活懒散，教练就给他贴上了缓慢和懒散的标签，但实际上这些球员在赛场的活动范围更大。而研究也证明即使经验丰富的教练也最多只能回忆起刚刚看过的比赛中的60%的关键事件——尽管他们自己声称全都记得。
到现在，当一个俱乐部对某位球员产生兴趣时，他会评估这位球员在比赛中的平均跑动距离，他传球、铲球和射门的次数，以及他射门的命中率等各种各样的上一代从未注意过的细节。体育运动行业并不是唯一一个通过数据来发掘优秀人才的行业。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研究生Prithwijit Mukerji最近发表了一篇音乐行业正在利用「点球成金」方法转变的论文。通过从Facebook、Twitter和音乐服务Spotify、Shazam等收集到的数据，管理人员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细度追踪听众的喜好，而这就将成为下一步音乐制作的指南针。
过去，音乐行业严重依赖于直觉。John Hammond就是后来音乐界被称为「星探」（A&R：artists and repertoire）那一类人的原型。在流行音乐的鼎盛时期，成为一位星探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工作：有人花钱请你去看演出，还能和一心想得到你认同的音乐家们约会！如果你成功发掘出了一两位成功的艺人，你就能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拥有一对「好耳朵」，并且获得丰厚的收入。但是星探的「好耳朵」可比不上算法。
纽约的Next Big Sound是一家向唱片公司销售基于数据的分析的公司，而这样的分析公司数量正在与日俱增。据福布斯杂志报道，该公司发现如果一位艺人某个月内的Facebook粉丝数量增长在20000到50000之间，那么这位艺人达成百万粉丝目标的记录就比其它艺人高出四倍。另外该公司还宣称能够以20%的精度预测85%的艺术的唱片销售成绩。这个概率听起来似乎并不十分亮眼，但如果和之前的「星探」模式对比，那就强多了。一位前星探John Niven在他的小说《杀死你的朋友》（Kill Your Friends）就对这一工作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小说中的任务Steven Stelfox说道：「现在，我没有一个完美的记录。没有人有。但我却做得很好，平均上我的出错率只有十分之八到十分之九。也就是说，如果你给我听十首不知名音乐人的音乐，我可能会马上错过三到四首可能会获得巨大成功的音乐……我们，我签下的艺人，已经花了好几百万，真正的几百万，来签约和创作音乐，最后却发现，这些音乐都是些没人听的垃圾。」
老唱片业确实最后让许多年轻的艺人成为了巨星。但是该行业却向许多并没有取得足够音乐销售成绩的艺人发放了更多的薪水；剧作家William Goldman的电影行业公理「没人知晓一切」同样也适用音乐行业。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在未经检验的人才上下大赌注已经很少见了。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已经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到处挥洒了，另外也是因为现在唱片公司懂得利用数据来降低风险。
现在是分析师的时代。在教育行业，学校也开始使用更可靠的方法对教师进行评估：在考虑控制因素（学生过去的成绩和学生的能力）的基础上对学生的测试成绩数据进行分析。这个方法并不是完美的，但是研究证实这比看着老师教学以进行评估更加有效。2011年，加州大学Michael Strong就通过数据分析鉴定出了一组提高了学生成绩的老师和一组对学生成绩没有帮助的老师。他们将老师的教学视频展示给课程观察员，让他们对这些老师的教学进行评估。但结果是这些观察员得出的结论中60%都是错误的，丢硬币乱选都比这个成绩好。这一结论即使对专家而言也是一样。盖茨基金会曾经资助过一个关于课程观察的大型研究，最后发现各个专业的观察员所给出的评价是非常不一致的。
直觉还有最后的一块保留地：面试。
目前大多数用人单位和一些大学在寻找员工时都会进行面试。在这种传统的、非结构化的面谈中，面试者需要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和面试官进行一些心血来潮的谈话。如果你就是决策者，那么面试这一过程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对候选者有更为丰富的认识，让你觉得自己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上半句可能是对的，但下半句就不对了。
几十年的科学证据表明，面试在确定一个人是否胜任某个工作上基本就没什么用。研究证实企业组织在研究了候选者的客观数据（资格认证、测试记录和成绩）之后才能做出更好的决定。耶鲁大学管理学院Jason Dana是研究面试有效性的学者之一，他表示：「人们假设：『如果我见了他们，我就知道怎么决定』。人们对自己在一个短暂的会面中了解别人的能力总是过于自信。」而如果用人单位采用的是一种全面的评估方法，将实际数据和面试时的直觉结合起来进行评估，那么他们做出的决定往往比只利用数据做出的决定更糟糕！
另外，面试不仅不可靠，而且根本就不公正，因为其为人们的偏见开启了后门。2009年，哈佛大学的一些社会学家派出了一些志愿者去申请实际的工作岗位，他们拿着相似的简历，并且经过了同样的面试培训。他们发现有犯罪记录的白人和没有犯罪记录的黑人的面试通过率是大致相同的。俄亥俄州博林格林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对研究生入学申请面试进行了研究，发现瘦一点的候选者比胖一点和候选者更受偏爱。而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如果面试者有面部瑕疵（如脸上有一个伤疤），那么面试官也更有可能对其产生负面印象。
在社会学家Lauren Rivera的（新书Pedigree《出身》）中，记录了许多能让美国精英赞成彼此的方法。她研究了领先的律师事务所、银行和管理顾问公司的招聘过程，发现这些公司机构对出身富裕的候选者更为偏爱，而有意思的是雇主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这种偏见。该书的核心是她对面试行为和所谓「化学反应」的细致研究。Rivera发现面试官更有可能推荐那些和他存在某种默契的候选者，即那些和他存在类似背景的人——比如可以一起聊聊滑雪或深海潜水的人。一位来自精英公司的律师告诉Rivera一场面试就像是一次约会。「你好像就知道合不合适。」
Claudio Fernández-Aráoz是阿根廷的一位猎头，他先后与40个国家的20000多名高管进行过面谈。但即便如此，在没有数据的支持下，他仍然不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告诉我：「没有受过教育的直觉是很危险的。」公司的董事会里面又高又帅、嗓音低沉的白人男性的数量往往不成比例地多。Fernández-Aráoz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对人才的直觉是在六万年形成的，那时候人类生活在野外，生存和繁殖是唯一需要；所以人们现在会觉得高大壮实又俊美的男人会更加有才。但实际上随着社会多样性的发展，需要用到脑力的工作也越来越多，这种古老的偏见已经变得十分多余。
面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神经之中扭曲的信号，用人单位错过了更好的人才，人才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用人单位现在已经在尝试改变这一状况了：比如拥有5万多名员工的谷歌，结合候选者的职业数据与高度结构化的面试，通过一致的标准招聘流程来努力避免无意识的偏见。但为什么这么久了才开始有公司进行这样的招聘呢？社会科学家对非结构化面试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地位深感困惑，就好像这是一个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古老仪式。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甚至开始不再研究面试的有效性了，现在他们倒是对面试的持续性更感兴趣一点。
为什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直觉不可靠，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直觉？
YouTube上有许多神童，很小的年纪就能拉小提琴或演唱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他们的表演确实非常亮眼，但一般来说还是比不上那些有成就的成年人——但他们却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如果你想找到巴赫的C大调创意曲的最好的演绎版本，你可能会选择已逝的Glenn Gould的演奏，而不是4岁小朋友Alexander Chen的表演。然而，在YouTube的播放次数上，Gould表演34.1万的点击量远远不及Chen小朋友的130万。
当然，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孩童表演复杂音乐所带来的新鲜感和本宇宙中无可抗拒的力量：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心理学家George Newman希望弄清楚当人们在观看神童的视频剪辑的时候，是如何借此构想未来幻想的。当我们观看一个小女孩演唱《费加罗的婚礼》的咏叹调时，我们欣赏的不仅仅是她的表演，而是在我们眼里产生了这样想象：她作为一个小女孩，而不是一个成年人，站在了斯卡拉歌剧院的舞台上，花束簇拥在她的脚下。她带给了我们名家大师们所不能带来的另一种震撼。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Newman和他的合作者T. Andrew Poehlman为111位成年人提供了两幅画，其中一幅明显要比另一幅更好。他们告诉被测者更好的那一幅画来自一位42岁的艺术家，而关于另一幅画的背景描述却存在区别：其中一组被测者被告知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位37岁的艺术家，另一组则被告知其作者为一位7岁的小孩，最后一组则没有给出任何背景信息。最后发现，如果人们被告知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个小孩，那么人们倾向于给这幅画明显高得多的评价，他们也表示愿意去看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展。
在第二个试验中，被测试者被要求对一本诗集进行评价。有的人被告知其作者的年龄是9岁，有的则被告知其作者的年龄是39岁。另外他们还给出了这本诗集的创作时间，有的说是20年前发表的，有的则说是刚写出来。结果发现，如果人们认为这本书是新的，那么如果这本诗集出自9岁小孩之后，他们就会更有兴趣购买（和上一个实验结果类似）。但如果人们发现这本书是20年前出版的，人们的购买兴趣就迅速下降了。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就是人们脑海中对天才小孩未来成就的想象。我们都希望早先一步发掘出未来的天才。
但事实上，YouTube上的神童很少很成为举世无双的天才，就像是面试的时候光彩照人的候选者往往在工作上表现平平一样。实际上，在任何领域，对某个人的持续性表现进行预测都是不可能的，当该领域的专家也是一样：研究发现，临床医生、营销人员、招生管理、法官的工作经验本身并不能提高其对人才的预测精度。组织心理学家Scott Highhouse称管理层成功的原因中只有30%是可以预测的，剩下的只能看运气。他称之为「有效性上限」（validity ceiling）。
如果你想一想由各种各样的力量（个人能力、组织文化、社会和经济变化、运气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网络，有效性上限的超低水平也是可以理解的。 想一想同样具有多影响因素的天气预测，即使现在我们采集到的天气数据量已经十分庞大，但我们还是只能预测最多几天的天气情况。而预测人类努力的成功与否还要更加复杂，想象一下如果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还怎么预测天气？那我们又怎么能仅凭直觉就确定一个人在一年甚至五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事实上在人才挖掘中，数据分析和直觉估计一样存在有效性上限。唯一的区别是只有数据分析的方法承认这样的上限的存在，它承认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而直觉却不接受这一点。人类会释放渴望确定性的多巴胺——神经学家Robert Burton称之为「知道的感觉」（the feeling of knowing）。但事实上我们对某人即将取得成功的感觉和某人成功的实际可能性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联。所以我们总是不断地一头撞上天花板上限。
现在是该放弃直觉，只凭冰冷的数字做决定了吗？
我们试过，但我们做不到。直觉总会找到回来的路，甚至只是确定筛选人才时所用的指标，我们都会用到直觉。连统计学家都认同分析师工作时应该首先进行假设，而假设同样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经验又帮助定义了分析的方法和参数。直觉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它们基于先入为主的想法，问题在于那些直觉大多来源于二手的偏见，这些已经在实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只要对直觉进行良好的训练，直觉一样大有用处。
最好的直觉是原创思维的产物。22岁那年，当John Hammond遇到Billie Holiday的时候，他已经在爵士乐这一领域沉浸了十多年；他的优势不光来自于他所知道的，同时也来自他自己的思考。而其他人则更可能更多地从经济角度对音乐进行思考；他们需要担心人们是否会为此买单，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签约那些更之前的风格类似的艺人。而Hammond本身就是一个富豪，根本不需要担心销量——事实上，他对那些关心销量的制作人有贵族式的蔑视。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够打动他的音乐。就像他第一次见到Basie乐队时说的那样：「当然，他们完全摧毁了我。」
直觉让人信心过度。但是如果将直觉用在判断其他人的相反的方向上，那信心过度也可以变成一种力量。
Hammond就是这样一个背道而驰的人。华盛顿邮报的老板Katharine Graham在水门事件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曾经这样评价她的这位老朋友：「John总是和所有一切作对。我认为他想走一条不同于自己家庭的道路……他公然反对建立的一切……他喜欢给人带来震惊。」
他天生的任性驱使他脱离同行们铺好的路径。他去其他人不会去的地方挖掘天才，将其他人认为的缺陷看作是优点。
不管怎么说，数据确实无法解决信心过度的问题。事实上，数据甚至会助长这样的信心，尤其是当人们采用了错误的测量方法的时候。伟大的曼联主帅Alex Ferguson曾经就卖掉自己最好的后卫Jaap Stam，而其中部分的原因就是统计显示Stam的铲球比以前少了。那时候，每场比赛的铲球被认为是防守时的杀手锏。离开俱乐部之后，Stam在意大利享受了好几年的成功，而Ferguson后来也承认自己当时犯了一个错误。之后有分析指出Stam之所以铲球数下降，是因为他的技术变得更好了：他可以不借助铲球进行堵截了。
直觉和数据也可以彼此训练。我们需要人类来判定修正基数的偏差：确定可量化指标和不可量化指标的重要程度。在棒球领域，投球和击球就比防守更容易测量。受此影响，Oakland A队的外场配置的都是速度较慢，相对笨拙一点的运动员。Nate Silver在其2013年出版的《信号与噪声》（The Signal and the Noise）一书中提到每个赛季Oakland A队会因为其糟糕的防守而输掉8到10场比赛。Billy Beane告诉Silver，这些年来，他实际上增加了球探的预算。
聪明地使用数据能让我们对某个人的过往业绩和能力有更为客观的看法。但是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过去对未来的指导意义也越来越不稳定。Claudio Fernández-Aráoz就指出现在企业在招聘上过度狭隘地依赖候选者的历史记录了。他说他们应该更加关心候选者应对变化的能力。而要了解这一点，就需要对候选者有更为深入的认识：真正了解他这个人，而不仅仅是他曾经做过什么。
Sony/ATV伦敦办公室的A&R部门副主任Daniel Lloyd-Jones表示说当他签约艺人的时候，他不会只关心这个艺人做过什么音乐。「我会问，他们将会进步和成长吗？他们如何应对压力？他们拥有从小酒吧走到大舞台的心理素质吗？」
另一方面，星探们必须了解人才的坏境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基于数据的分析善于发掘出在过去的比赛中更为耀眼的人才，但大部分天才则已经把一只脚踏入了未来。John Hammond就能在人们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发掘出天才。爵士乐作家John McDonough曾经写到，Hammond在发掘天才上有一个诀窍，他寻找的是那些「让我们重新构想人才的最根本的特质。」
在足球领域，数据分析的引进一直是不平衡而且有争议的。AS Monaco的前体育主管Tor-Kristian Karlsen将足球运动现在的状态比作是后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运动员和「书呆子」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关系。所以有足够的理由保持谨慎。棒球和板球、高尔夫、网球一样，是一些离散的事件，多数时候它们只涉及到一两个人：投球、击球、推和跑。而足球运动则要复杂得多，它是流动的，难以预测的。不算罚球和其它定位球，足球赛场上的每一分钟都是独特的，没有两个一样的场景。这使得足球运动人才的量化评估工作更加困难。
Karlsen告诉我，精英足球运动员最重要的技能并不是身体的，而是精神的：是「在球场上快速转换思路」的能力。一位优秀的运动员能够读出其周围人和物的运动速度和意图，并且能够根据自己对未来一秒的预测对球进行正确的处置。当巴萨的 Andrés Iniesta通过一记传球冲破对方四位防守的防线将球送至Lionel Messi（梅西）的脚下时，他不只是在踢球，而是在展示自己的即兴创意行为。这东西能有什么指标吗？
爵士乐就是充满了即兴表演的音乐，非裔美国人将它们从路易斯安那的棉田一路带到了哈林地下酒吧，最终成就了一种优秀艺术形式。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的职场，都越来越像爵士乐而非古典音乐，也越来越像足球而非棒球。规则是存在的，但人的行为却是多变的、快速的、难以预料的。基于数据的分析能够减少错误的风险，有助于消除偏见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但为那些能在转瞬中看见未来变化的人，这个世界仍然有他们的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
John Hammond通过社会了解爵士乐，反过来他也从爵士乐中了解了世界；他知道爵士乐和世界的未来一样都是不可预测的（Whitney Balliet称爵士乐是「惊喜之声」）。在他遇到Billie Holiday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没玩过乐器，不能加入乐队，甚至不被认为是爵士乐歌手的人；但Hammond感觉到她将会给爵士乐带进一个新时代。之后，Holiday成为了定期跨种族爵士表演的先驱之一，她的知名度也跨越了那个时代的种族隔离。在Monette Moore酒吧的那个夜晚，Hammond看见了爵士乐的未来，也看见了美国的未来。
Hammond早期职业生涯的光辉很快就进入了谷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入伍当兵。而当他回到纽约之后，有好几年时间他都在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他对爵士乐的热情也已不复存在，Hammond在古典音乐的录制上用去了更多时间。他年轻时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足以为他在20世纪的音乐史上谋得一席之地。但是，经历过这一阶段的低潮之后，他又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辉煌！
1959年，他的朋友，时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老板Goddard Lieberson邀请他回到他20几岁时工作过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工作。Hammond当时已经年逾50，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只给他支付了一点象征性的薪水，但他有权力自由选择搜寻自己喜欢的歌手。到1960年代，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虽然仍在盈利，但却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哥伦比亚的星探们没有找到一个年轻人喜欢的新歌手。变革的飓风就要吹起，而Hammond和以前一样，追随着音乐。
1960年，一位音乐家寄给他一板带有几首音乐录音的磁带，最后一首是一位女歌手伴着钢琴伴奏的演唱。Hammond放弃了其它人开始寻找这个女孩，他在底特律找到了Aretha Franklin，并为她发行了她的第一张唱片。1967年，在听过了Leonard Cohen在切尔西酒店自己房间演唱了几首音乐之后，他又签约了这位古怪的加拿大诗人。1972年，他又签约了一位来自新泽西的年轻歌手Bruce Springsteen。
1961年，Hammond在格林威治村听新民谣歌手的表演，然后说服了Lieberson将创作型歌手Carolyn Hester招到了自己的麾下。在听Hester为第一张专辑进行排练时，他发现自己被Hester带来帮忙的一位小男孩的嗓音所深深吸引了。之后，Hammond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我看到这个戴着尖顶帽子的小孩表演着并不是十分好的口琴，但我被他吸引住了。」他问他：「你能唱歌吗？你写歌吗？为什么不到我们的音乐室来试一试？」
Hammond开始相信这个小男孩必将成为他所签约过的歌手中最成功的一位。但他的同事都不认同这一点。这个年轻人的第一张专辑的销售业绩很是糟糕，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其它高管开始议论起「Hammond的蠢事」了。但Hammond请求Lieberson保持耐心。在排练那天他知道自己感觉到了什么，他相信自己的感觉。
「我当时坐在那里想，『多么神奇的一个人，弹着吉他还吹着口弦琴，他将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歌手。』而那只是闪过我脑海的灵光中的一个。」
那个戴着尖顶帽子的小孩名叫Bob Dylan。
本文选自IntelligentLifeMagazine，机器之心编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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