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美国人都清楚政府会利用手机数据搜集反恐情报，但对试图了解经济动态的研究者来说，这些数据却有着更加强大的作用。最近，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实验，以验证是否可用手机数据来判断经济变化的总体状况。他们发现，能暗示某个人是否失业的一个指标是这个人使用手机的频率：丢了工作的人往往会显著减少手机使用次数，尤其是在工作场所附近。
“我们的直觉判断是，如果人们丢了工作，他们的活动范围就会缩小。”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教授戴维·拉泽(David Lazer)说，“如果你在职，你的生活通常会由两个完整的部分构成——你的家庭生活和你的职场生活，你的活动会在这两个部分之间不断切换。”
研究者首先检视了一个小镇的手机数据，那个小镇的一间汽车配件制造厂刚刚关闭。为了确定谁被解雇了，他们研究了人们在被解雇前在工厂附近打电话的情况，以及工厂关闭后手机通话次数减少的情况。他们发现，被解雇的人打电话的次数减少了54%，他们接到电话的次数减少了41%。此外，研究者根据他们的通话记录发现了一种模式，那就是被解雇的人还大大缩小了活动的地理范围。“的确，我们看到，他们接打电话的次数都减少了。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减少，他们的生活也变得不那么容易预测了。”拉泽说。
之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欧洲某个国家的1,000多万电话用户的资料，他们发现，将手机数据添加进来后，可显著提高目前采用的预测就业人数方法的准确性。目前，美国就业统计数据的基础是“当期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该调查的数据来自一个有6万个家庭的样本。
“我认为，目前政府采用的统计方法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些数据出来得慢，因为这些数据是根据目前的调查方法以及管理性数据得出的，而将这些信息综合到一起则需要较长时间。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有了如此之多的数据流，所以，我们理应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为人们提供一个快速洞悉目前经济状态的途径。”拉泽说。
拉泽认为，第二个问题是政府目前的就业统计数据缺乏准确性，无法将误差的幅度控制在理想范围内;第三个问题是那些统计数据也不能像手机数据那样揭示出数据的地理特性。他认为，利用手机数据可让人们更精确地实时描绘经济画卷，进而助力经济发展预测和方针的确定。
“人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用来判断经济状况，不过人们以前似乎还没有把数据流用作这一目的。”拉泽说。“如果我们采用的某种方法可让我们做出更精准的判断，甚至可以精确到州和城镇的水平，那么，我们就可以切实改变经济干预的模式。”
包括大量收集电话元数据在内的美国《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的三项重要规定即将到期。《爱国者法案》的支持者希望将这些规定延期，他们认为，电话记录可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但是很多人担心这类计划会危及和侵犯普通美国人的隐私。所以，他们一直在积极推动《自由法案》(Freedom Act)的颁布，这个新法案规定，电话公司可以收集并存贮这些数据，但人们只能通过司法程序取用这些数据。
在这个“后斯诺登”时代，研究人员或者政府官员可将手机数据用于任何目的，肯定会让很多美国人感到不快。但是，利用非传统数据流改善目前方法的可能性，无疑是个很诱人的方向，而且不会侵犯公众的隐私。举例来说，除了手机数据，来自零售部门的聚合数据也会成为GDP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因为《自由法案》仍将允许政府大规模采集数据，所以，人们面临的问题或许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采集数据，是否比为了反恐采集数据更受人欢迎呢?
来源：《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更多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