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ry大学的英文系教授MarkBauerlein曾于2008年出版了一本向年轻人开战的书。他指出，网络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年轻人把时间都花在和同伴的沟通上，不与大人交流。而成长本身，是通过和年长者的交流完成的。过度屈服于同伴压力、拒绝相信长者，是反智、反历史的，会导致成长的障碍。网络社交媒体是个全球化的现象，整个世界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年轻人真是泡在网络里正在变傻吗？
我想起了1970年玛格丽特·米德的名著《文化与承诺》。这是一本关于代沟的研究，写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年轻人为主力的反叛运动之后，也是为年轻人说话的书。她提出了 “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等几个经典概念，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对青春的思考。
所谓“前喻文化”，主要指的是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那时没有什么技术进步，社会几乎是静止的，下一代不过是重复着上一代的生活。父母走过的路，就是你将要走的路。父母的生活经验，对你而言自然成为弥足珍惜的智慧。父母永远可以对孩子说：“我年轻过，你却没有老过。”更何况，在当时人均寿命不到三十岁的社会，活到五六十岁本身就是罕见的成就。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样的“老人”，身上简直带有某种神性。年轻人完全在长者的权威之下成长。
“并喻文化”，则是指现代社会，特别是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此时科技进步迅猛、社会变动剧烈，后一代不可能重复前一代的生活。事实上，两代人都必须在同样的社会变动中应付挑战、学习新的东西。不过，年轻一代学习新东西，明显比老一代快一些。老一代则难免以自己过去的经验，作为应付当今挑战的依据，甚至以此教训年轻人。这就引起了两代人之间的深刻 “代沟”，也导致了长辈权威的失落。
“后喻文化”，是个前瞻性的概念，基于二战后西方的大势，即技术进步加速，社会变动更为迅猛，老一代必须向新一代学习才行。也就是说，世界必将迎来年轻人向年长者传递知识的时代。也许，米德心中“后喻文化”的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吧。
如今回头看来，尽管她的人类学洞见依然十分令人敬佩，但她所预言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她所没有想到的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式通讯等科技进步确实令人眼花缭乱，给年轻人提供了先声夺人的机会，甚至推出了像扎克伯格这样青春年少的企业领袖。但是，美国在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叛后，渐趋保守，长辈的权威并没有被进步所消解，反而相对增强了。其实，就连辍学创业的IT天才也往往是个神话。除了极少的例外，大部分高科技界的领袖人物，往往是在三十到五十岁的盛年创业成功的。年轻人还是要接受年长者的指导、评估、选拔和提携。能够从上一代得到这些帮助的年轻人，往往成长得比较健康。
米德的问题有两方面。首先，她是研究原始部族出身的人类学家。由自己的专业过度推演，把原始部族时代到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都归至于“前喻文化”。这未免简化了人类的历史。殊不知，在二十世纪以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不停地经历激变性的进步：从农耕的确立、铁器的发明、印刷术的普及到发现美洲所导致的全球化等等，不一而足。米德不过是被二十世纪特别是战后美国的发展一叶障目而已。另外，尽管人类经历了那么多变革和进步，但古代智者所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仍然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并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过时。老一代智者给年轻人的教训，如信仰、品格、德行等等，古往今来都同样珍贵。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碰到计算机或网络问题，往往要求助于自己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为“后喻文化”，即孩子向大人传递知识。但是，这仅仅是两代人关系之中很小的一个枝节。如果你是个称职的家长的话，孩子在学业、事业、情感等等方面，都需要你的指导。所谓“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只能用来形容我们生活中的不同面向，却无法以之切割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
从米德把年轻人奉为未来社会的导师，到MarkBauerlein把年轻人斥为“反智”，也许大家都走了极端。不过，年轻人永远需要年长者的指导，这恐怕是历久不变之真理。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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