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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

2011年全球FDI规模1.5万亿美元

尽管世界经济出现动荡中,2011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仍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平均值,达到1.5万亿美元,但仍较2007年峰值低约23%。

由于经济再次陷入不确定状态,且主要新兴市场可能面临低增长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预计,2012年全球FDI增长速度将放缓,流量将稳定在1.6万亿美元左右。

2012年前5个月,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数额下跌。并购公告的减少也表明FDI流量在本年余下几个月将持续疲软。长期展望显示全球FDI增势稳健,如果不发生宏观经济动荡,全球FDI将在2013年达到1.8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1.9万亿美元。

2011年,各主要经济组别的FDI流入量都有所增长。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增长了21%,达74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6840亿美元;转型期经济体上升25%,达920亿美元。全球FDI流量在经济与金融危机期间达较高水平,证明了经济的活力和这些国家对未来FDI流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UNCTAD预测,在未来三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都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

2011年,跨国并购上涨53%,达5260亿美元。这一增长由大额交易(交易额超过30亿美元)数目的增加引起(从2010年的44起升至2011年的62起)。这反映出股票市场资产价值的提高与运作买家资金实力的提升。尽管绿地投资额已连续两年下跌,但2011年稳定在9040亿美元,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绿地投资仍占总额的2/3以上,持续了金融危机以来并购增长但绿地投资仍占主导的模式。

国家主权基金(SWFs)表现出对发展进行投资的极大可能。SWFs的FDI量仍相对较小,至2011年累计约达1250亿美元,其中约有1/4在发展中国家进行。SWFs可以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发展金融机构或其他私人部门投资者合作的方式,投资于基础设施、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包括绿色增长行业的建立。

跨国公司(TNCs)的国际生产扩张,现金水平达历史新高,但其却未用所持现金进行投资。2011年TNCs的国外分支机构雇用了约6900万职工,销售额达28万亿美元,增加产值达7万亿,比2010年增长9%左右。TNCs的现金持有量达最高水平,但截至目前尚未转化为投资的持续增长。当前的现金“过剩”可能会导致将来FDI的激增。

发展中国家在UNCTAD的FDI吸引力与贡献指标的排名在上升。今年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8个是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而10年前只有4个。2011年,蒙古首次跻身前列。前十名以外的许多国家在排名上有较大的改善,包括加纳(16位)、莫桑比克(21)和尼日利亚(23).

UNCTAD另一大指数——FDI潜力指数显示出,有许多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已比预期吸引更多FDI,包括阿尔巴尼亚、柬埔寨、马达加斯加和蒙古。

各地区FDI流入趋势

非洲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LDCs)已是第三年面临FDI流入量下降。但非洲的前景是乐观的。

2011年流向该地区的FDI下滑大部分是由北非的撤资潮引发的。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FDI流入量已恢复至370亿美元,接近其历史最高水平。

流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FDI增长了14%,创造了新的纪录,达到3360亿美元,占全球流入量的2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继续经历工资和生产成本的上涨,东盟国家在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正日益增强。流入东盟的FDI达到1170亿美元,增长了26%,增速远高于东亚的9%。

南亚地区的FDI流入回弹至390亿美元,尽管当地的政治风险和障碍需要解决,不过采掘业并购的兴起推动了南亚地区FDI的流入。西亚地区依旧受到区域和全球性危机以及2011年该地区动荡局势的影响,FDI流入量连续第三年下降,2011年仅为490亿美元。

由南美的FDI增长驱动,流入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外资增长了16%,至2170亿美元。本地区最大的东道国巴西的FDI流入量达到667亿美元。该区域的部分国家日益注重产业政策的运用,并通过提高关税等政策手段鼓励本地生产。此类政策已经开始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并导致所谓“壁垒跳跃”(barrier-hopping)型的FDI流入。

对于东南欧的转型经济体,独立国家联合体(CIS)和格鲁吉亚,经过两年的停滞之后其FDI有所复苏,达920亿美元,大部分由跨国并购交易组成。在东南欧,由颇具竞争力的生产成本和自由进入欧盟市场推动,其制造业FDI增加。

独联体国家中,资源型经济继续从自然资源寻求型FDI中获益。俄罗斯联邦继续占据该地区FDI流入的最大份额,其FDI流入增长到历史第三高的水平。

2012年,欧元区危机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复苏的脆弱性将对发达地区FDI的复苏形成严峻考验。

2011年全球FDI规模1.5万亿美元

尽管世界经济出现动荡中,2011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仍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平均值,达到1.5万亿美元,但仍较2007年峰值低约23%。

由于经济再次陷入不确定状态,且主要新兴市场可能面临低增长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预计,2012年全球FDI增长速度将放缓,流量将稳定在1.6万亿美元左右。

2012年前5个月,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数额下跌。并购公告的减少也表明FDI流量在本年余下几个月将持续疲软。长期展望显示全球FDI增势稳健,如果不发生宏观经济动荡,全球FDI将在2013年达到1.8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1.9万亿美元。

2011年,各主要经济组别的FDI流入量都有所增长。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增长了21%,达74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6840亿美元;转型期经济体上升25%,达920亿美元。全球FDI流量在经济与金融危机期间达较高水平,证明了经济的活力和这些国家对未来FDI流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UNCTAD预测,在未来三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都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

2011年,跨国并购上涨53%,达5260亿美元。这一增长由大额交易(交易额超过30亿美元)数目的增加引起(从2010年的44起升至2011年的62起)。这反映出股票市场资产价值的提高与运作买家资金实力的提升。尽管绿地投资额已连续两年下跌,但2011年稳定在9040亿美元,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绿地投资仍占总额的2/3以上,持续了金融危机以来并购增长但绿地投资仍占主导的模式。

国家主权基金(SWFs)表现出对发展进行投资的极大可能。SWFs的FDI量仍相对较小,至2011年累计约达1250亿美元,其中约有1/4在发展中国家进行。SWFs可以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发展金融机构或其他私人部门投资者合作的方式,投资于基础设施、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包括绿色增长行业的建立。

跨国公司(TNCs)的国际生产扩张,现金水平达历史新高,但其却未用所持现金进行投资。2011年TNCs的国外分支机构雇用了约6900万职工,销售额达28万亿美元,增加产值达7万亿,比2010年增长9%左右。TNCs的现金持有量达最高水平,但截至目前尚未转化为投资的持续增长。当前的现金“过剩”可能会导致将来FDI的激增。

发展中国家在UNCTAD的FDI吸引力与贡献指标的排名在上升。今年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8个是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而10年前只有4个。2011年,蒙古首次跻身前列。前十名以外的许多国家在排名上有较大的改善,包括加纳(16位)、莫桑比克(21)和尼日利亚(23).

UNCTAD另一大指数——FDI潜力指数显示出,有许多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已比预期吸引更多FDI,包括阿尔巴尼亚、柬埔寨、马达加斯加和蒙古。

各地区FDI流入趋势

非洲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LDCs)已是第三年面临FDI流入量下降。但非洲的前景是乐观的。

2011年流向该地区的FDI下滑大部分是由北非的撤资潮引发的。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FDI流入量已恢复至370亿美元,接近其历史最高水平。

流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FDI增长了14%,创造了新的纪录,达到3360亿美元,占全球流入量的2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继续经历工资和生产成本的上涨,东盟国家在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正日益增强。流入东盟的FDI达到1170亿美元,增长了26%,增速远高于东亚的9%。

南亚地区的FDI流入回弹至390亿美元,尽管当地的政治风险和障碍需要解决,不过采掘业并购的兴起推动了南亚地区FDI的流入。西亚地区依旧受到区域和全球性危机以及2011年该地区动荡局势的影响,FDI流入量连续第三年下降,2011年仅为490亿美元。

由南美的FDI增长驱动,流入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外资增长了16%,至2170亿美元。本地区最大的东道国巴西的FDI流入量达到667亿美元。该区域的部分国家日益注重产业政策的运用,并通过提高关税等政策手段鼓励本地生产。此类政策已经开始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并导致所谓“壁垒跳跃”(barrier-hopping)型的FDI流入。

对于东南欧的转型经济体,独立国家联合体(CIS)和格鲁吉亚,经过两年的停滞之后其FDI有所复苏,达920亿美元,大部分由跨国并购交易组成。在东南欧,由颇具竞争力的生产成本和自由进入欧盟市场推动,其制造业FDI增加。

独联体国家中,资源型经济继续从自然资源寻求型FDI中获益。俄罗斯联邦继续占据该地区FDI流入的最大份额,其FDI流入增长到历史第三高的水平。

2012年,欧元区危机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复苏的脆弱性将对发达地区FDI的复苏形成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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