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两阶级加一阶层的社会（两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转化为更为复杂的多阶级阶层社会。这多元的阶级阶层，大体上可以根据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分类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作者|张翼
转自|质化研究
源自|社会科学研究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会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造成重大影响，而且还会作用于家庭生活，对其家庭结构、家庭户规模、家庭消费与负担等形成显著影响。事实上，如果一个阶级的成员的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劳动方式不同、生活文化环境不同，则这个阶级的家庭生活方式也会随之而不同。莉莲·B·露宾在《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一书中，对此就有非常详实的描述。李宝芳在《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仪式化研究》一文中，也描述了家庭生活中的饮食、衣着、住房等带有显著阶级特性的问题。
有关中国不同阶级或不同阶层家庭生活的新闻报道比较多，但专门从阶级阶层的角度研究家庭生活及其诉求的文章，则很少见到。中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不仅会大幅提升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而且会改变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由此也会影响赖以生活的家庭。下文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描述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背景下的家庭基本生活及其变化趋势，为家庭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一、“三大阶级”及其操作性概念
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理论立场，会对一定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给出不同的描述。本文在这里定义的三大阶级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一)中产阶级
毫无疑问，中产阶级是居于社会中间位置的阶级。但不管是在社会阶级的金字塔型结构还是在鹅蛋型结构中，对于哪个阶级处于高层、哪个阶级处于中层、哪个阶级处于底层的分析，都取决于阶级分析所依据的指标体系。虽然收入分层、职业分层、教育分层经常被综合使用于阶级分层过程，但在不同的社会——即不管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在东方通过转型而步入市场经济的社会，职业在一般意义上，都深受教育文凭或教育资本的影响并通过职业的分流过程，进而影响劳动者在其就业的职业中的收入水平。所以，社会学家经常通过职业而定义一个人所在的阶级属性。
在英文中，中产阶级是middleclass，所以很容易被理解为中间阶级。在中文中，因为翻译的原因，将英文的“中间阶级”翻译为“中产阶级”，就强化了人们对其所持资产或持有生产资料的认识。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产阶级，主要指的是阶层位置排序中的中间阶级，而非在产业占有意义上定义的“中产阶级”。应该说，绝大多数理论文章中的中产阶级，都指的是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阶级，而非产业占有意义的阶级。
在西方国家，会将大资本家与政府高官等定义为“上层阶级”。有中产阶级的定义，就在学理上应该有上层阶级的定义。但所有国家的所谓上层阶级，都是一个在劳动参与人口中比重很小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将那些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其他劳动者劳动的人员，也并入于中产阶级展开分析。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中产阶级概念，既包括了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居于技术性工作岗位的管理人员，也包括了那些虽然不在管理岗位，但其劳动的技术程度较高的人员，还包括了拥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了其他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人员。
(二)工人阶级
我们将那些居于体力劳动岗位、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受雇的方式获得工资的劳动者定义为工人阶级，这与蓝领阶级的定义基本相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就是农民阶级的缩小和工人阶级的扩大。农民工产业工人化，是工人阶级的最大来源。截止2014年年末，中国农民工的人数已经达到2.74亿人，而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的人数也达到了1.68亿。〔3〕在操作性定义中，我们也将那些居于半技术半体力劳动岗位的劳动者，以及那些对体力劳动者具有监理职责的管理人员，也并入工人阶级的队伍。
(三)农民阶级
中国的农民阶级，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了户口所属地村庄的集体土地，并通过对土地的耕作而获得生活资料与收入的劳动者。他们既是体力劳动者，也具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土地流转权。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操作性定义中，将那些通过土地流转而获得了大规模土地的承包商划归到农业业主基层，最后归并到中产阶级。将那些完全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而仅仅通过受雇劳动并以自己的计酬劳动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农业劳动者———即农业工人或职业农民归并到了工人阶级那里。这两类人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在学理上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中国农民阶级，所以，这里的分类区别是有意义的。
二、各阶级的认同家庭与实际生活家庭户规模
通过对2013年CSS调查问卷数据资料的加权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前文所定义的中产阶级占比为31.6%(在中产阶级中包括了13.9%的老中产阶级，即小业主阶层与自雇阶层)，工人阶级占比为33.6%，农民阶级占比为34.8%。
在学术界，有些人将同吃同住作为家庭户(householdsize)规模，有些人将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并且在一起进行经济收支生活的家庭成员计算为家庭户。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并一起生活的成员，才应该是普遍意义的家庭户成员。但由于人口流动的缘故，“一起生活”很难定义———虽然在理论上这是清晰的，但在实际操作上，却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上学住校的学生，周末会回到父母亲那里团聚，但平时住在学校。这就是说，这部分人有时候同吃同住，有时候不同吃同住。还有一些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白天在城镇打工，在工地吃喝，但在晚上会回家睡觉。这就是说，会发生不同吃但却同住的问题。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觉得这些人应该是他们的家庭成员。所以，这就发生了“认同家庭户规模”大于“实际家庭户规模”的情况。
因为以“同吃同住”定义的家庭户与被访者认同的家庭户差距较大，我们采用“同收同支”来定义实际家庭户规模，即将在调查时共同核算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长期或定期在一起生活的成员，定义为“实际家庭户”成员，而将“实际家庭户成员的和”计算为“家庭户规模”。而将被访者自己认同的家庭人口数的和定义为“认同家庭户规模”(identityfamilysize)。
通过表1可以看出，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其实际家庭户规模的平均数是2.53人，中位数是2人。但其认同家庭户规模的人数则是4.28人，中位数为4人。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其实际家庭户规模人数为2.49人，中位数为2人。其认同家庭户规模为4.28人，中位数为4人。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家庭的认同家庭户规模与中产阶级家庭的认同户规模基本相同。
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其实际家庭户规模为2.96人，中位数为3人。其认同家庭户规模为4.87人，中位数为5人。
一般而言，中产阶级家庭的实际家庭户规模会小于工人阶级家庭，工人阶级的家庭户规模会小于农民阶级。但为什么在我们的调查中，工人阶级的家庭户规模反倒会小于中产阶级呢?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镇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即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计划生育政策是统一的。第二，中国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来自于由农民阶级转化而来的农民工，这部分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离开原户籍地而进入城镇打工维生的人，于是在他们中间，会既形成留守家庭也形成流动家庭，即使是携带了家庭成员而流入城市或城镇的农民工，其实际生活的家庭户也会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其与中产阶级认同家庭户规模等同的原因。
三、各阶级的家庭收支与家庭住房占有情况
(一)家庭收支状况
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人均消费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以及这个家庭未来的发展潜力。因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家庭户规模较小，而农民阶级的家庭户规模较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使用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来做比较:
从表2 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家庭在2012 年的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了43831. 42 元。在某种程度上，收入决定着消费，所以，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均年消费水平也最高，达到了34840. 06 元。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29207. 54 元，人均年消费支出为23820. 75 元。农民阶级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14653. 71 元，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为13948. 64 元。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家庭人均收入，还是在家庭人均支出方面，中产阶级都高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都高于农民阶级。
从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出，中产阶级为79.49%，工人阶级为81.56%，农民阶级为95.19%。这就是说，如果要刺激消费，就必须提升下层阶级的收入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的数据，在2012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而我们的抽样调查数据所反映的农民阶级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14653.71元，这远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7917元。究其原因，这两个统计指标存在一定差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在排除了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和税金之后的纯收入，但我们计算的则是被访者对象自报的家庭人均收入。
因为恐于露富，一般而言，自评的家庭收支情况，往往会扩大支出而缩小收入。所以，在抽样调查中反映的家庭经济收支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收小于支”的比例。正因为如此，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自评说“收大于支”的占比为36.31%，回答说“收支相抵”的百分比为33.78%，回答说“收小于支”的百分比为29.61%。
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回答说“收大于支”的百分比为31.59%，回答说“收支相抵”的百分比为34.64%，回答说“收小于支”的百分比为33.77%。
在农民阶级家庭，回答说“收大于支”的百分比为18.95%，回答说“收支相抵”的百分比为30.75%，回答说“收小于支”的百分比为50.30%。
很显然，如果农民阶级家庭中有50%以上的收入小于支出，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速度就不像现在这样迅速。但尽管如此，可以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回答说“收小于支”的占比较小，工人阶级家庭次之，而农民阶级家庭最高。
在考察不同阶级家庭收支状况的同时，我们还计算了各个阶层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百分比。从表2的最后一行可以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3.60，工人阶级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0.00，而农民阶级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则为39.18。
(二)家庭住房拥有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家庭住房状况逐步改善。但在以往，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城乡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而对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住房套数，则缺少相关权威数据。截止到2012年末，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2.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7.1平方米。
但中国居民的人均住房套数占有情况如何呢?
根据2013年我们的调查数据，在中产阶级的被访者中，回答说没有家庭住房(有0套)的人口百分比为5.18%，至少有1套住房的百分比为73.91%，有2套住房的百分比为17.90%，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百分比为3.01%。
在工人阶级的被访者中，回答说没有家庭住房(有0套)的人口百分比为6.51%，有1套住房的百分比为76.45%，有2套住房的百分比为14.95%，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百分比为2.09%。
在农民阶级的被访者中，回答说没有家庭住房(有0套)的人口百分比为1.57%，至少有1套住房的百分比为83.87%，有2套住房的百分比为13.53%，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百分比为1.02%。
在这里，从列小计可以知道，在被访者中，回答说没有住房的人口百分比只占4.37%左右，有2套住房的比例有15.38%左右，回答说有3套住房的百分比达到了2.01%。因为原来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如果仅仅从是否有家庭住房这个因素分析，中国人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都有了住房。“居者有其屋”的目的已经达到。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中国的住房市场价格，已经不可能再大幅上扬。但如果人口流动继续加速，则住房市场上换房的比例还会维持。而如果流动人口的数量增速有限，则住房市场价格的上涨态势将不可能继续大涨。
当然，也可能我们的入户调查所涵盖的人口，与住房需求所涵盖的人口会有所出入。毕竟，入户调查的“户”，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有住房”的被访者被找到以完成问卷的可能性，也可能会增加老年人口在被访者中的比重。尽管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对样本进行了加权，但人口年龄分布不均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
即使考虑到以上因素的影响，我们仍然认为，在长达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促进之下，中国人的住房状况大大改善了。①所以在未来，中国家庭的住房问题，将不再以是否有住房而发生问题，而主要是房屋居住质量的提升问题，或者因为人口流动而带来的住房需求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当前人口流动的影响上就是:伴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也伴随小城镇和小城市人口向中等以上城市的流动，越是人口增速较快的城市，则住房需求会越旺盛;越是人口增速较慢的城市或者人口处于负增长态势的城市，其住房需求会长期处于疲软态势。
四、各阶级面临的家庭生活问题
各个阶级的收入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满足自己消费的需求能力不同，其所碰到的主要生活问题就会不同。
在2012年的调查中，各个阶级感受最严重的家庭生活问题是“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实际上，中国的物价，自2009年以来就处于不断上升的通道。应该说，因为工资增长指数小于物价上涨指数，所以，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对物价上涨所形成的负面影响感受颇深。比如说，有69.26%的中产阶级认为物价上涨影响了其生活，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回答说物价上涨影响了其生活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72.63%和63.06%。
如果收入上涨的速度超过物价上升的速度，则负面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但因为收入增长的速度有限，所以，各个阶级在主观上产生“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比例也比较高，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分别达到了36.38%、45.70%和58.79%。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阶级地位越低，其遇到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民阶级比中产阶级高出了22个百分点。所以，在当前，如何提升农民阶级的收入水平，仍然是家庭生活能否改善的主要举措。另外，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其中的新增队伍，主要来自于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主体，又是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于城市的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在抵御物价上涨方面，还是比较脆弱，因此，工人阶级对“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主观感受，也非常强烈。
另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现在基本都有房住。实际上，在农村地区，宅基地就是根据家庭中已婚儿子的数量而平均分配的(在有些村落，给已婚女儿也分配宅基地，但占比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基本都有宅基地和住房(除极少数情况特殊者外)，但住房的质量却存在差距。即使是在城镇与大城市，有住房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住房质量已经达到了消费者满意的程度。所以，希望在未来更换住房的人数所占百分比还比较高。为此，中国政府启动了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仅在2015年就计划安排740万套保障性安居住房的建设，其中棚户区改造数量达到了580万套。〔5〕正因为如此，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分别感到存在“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问题的人数百分比分别达到了36.26%、40.49%和42.20%。应该指出的是，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各个阶级对住房质量的要求肯定会进一步提高，因此中产阶级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一定会高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也一定会高于农民阶级。这不仅是一个住房区位的问题，还是一个建筑质量与所在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
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为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平常的人情投入也会比较大。因此，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感觉到“人情投入大、难以承受”的人数百分比分别达到了28.76%、27.39%和35.53%。因为农民阶级生活在村庄之中，在熟人社会中，人情支出更加重要，因此，农民阶级对这一问题的感受也严重一些。
感觉“工作负担较重、吃不消”的人数百分比，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的表现，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分别为25.37%、26.61%和23.13%。在城市，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的加班等，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会感觉比较疲惫。在农村，因为年轻人都进城了，剩下的劳动力大都是年龄较大的长者，其对体力劳动的感觉，也会是“吃不消”。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与工作相关的问题是“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应该说，在劳动力新增人口逐步下降的态势下，“无业与失业”的压力在逐步减弱，但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却会因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而加大。再加上中国属于转型国家，即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养成的稳定的工作安排，会因为市场经济的竞争而变动不居。所以，对家人工作不稳定的担心，在各个阶级那里，都有所表现: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被访者中，分别有24.03%、31.45%和31.65%人感觉由此而承压。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感觉存在此项压力的百分比是高于中产阶级的。
在中国人的家庭幸福观中，子女是否有所作为，占据很大成分。所以，在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投资于子女上学与教育的费用，一直占比较高。我们调查发现，在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农民阶级家庭中，感觉“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30%、22.58%和23.56%。而感觉“子女管教困难、十分累心”的人数百分比，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也分别达到了22.22%、21.20%和18.99%。总体而言，在对子女教育与管教方面遇到问题的家庭占比，各个阶级相差不大。
虽然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多时，但“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缓解。因此，感觉“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的人数百分比，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分别占到了23.56%、24.38%和36.11%。在这里，农民阶级感觉“医疗支出大”的百分比，明显大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个重要的方面，可能在于城市的医疗资源优于农村地区。当农民患了相对较重的疾病后，就不得不转院到城市治疗。但按照现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规定，转院治疗的报销比例，会依转院到县医院、省会城市医院到省外医院而依次降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其治疗成本。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在老龄化大背景之下，感觉“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人数百分比，却仍然处于低位，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分别占比为11.04%、12.83%和13.00%。需要分析的是，不同阶级感觉到的赡养压力可能不同:对于中产阶级家庭的老人而言，可能最需要的是家庭劳务的支持;对于工人阶级家庭的老人而言，可能既需要家庭劳务支持，也需要资金支持;但对农民阶级家庭的老人而言，可能最需要的是资金的支持，因为在现在，绝大多数农村老人的养老金，都是每人每月55元。虽然在2015年会增加到70元，但所增加的额度，还不能抵消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另外，让人比较高兴的人，中国人由于“家庭关系不和”而引发问题的比例比较低，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分别只占4.36%、5.05%和4.34%的比重。这就是说，在集体主义与家庭利他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各个阶级的家庭关系，都还比较和睦。
五、各阶级遇到生活问题的求助渠道
人们在社会上生活，总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风险。一旦出现风险或困难，会向什么人求助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表现了一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强关系”特征，也表现了这个社会的社会支持网络结构特征。
从表6可以看出，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其在“遇到困难”时，在问到是否会向自己的家人寻求帮助时，有81.11%的人回答说“是”。相对应的，也有85.82%的工人阶级回答说“是”，有87.12%的农民阶级回答说“是”。这就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其所处于什么阶级位置，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将“家人”视为最大的求助资源。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比较，具有乡土情结的农民阶级，其可能向家人寻求帮助的概率最高。
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对个人关系网络的强调，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否向“朋友等私人关系网”寻求帮助时，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分别有76.54%、75.74%和65.87%的人回答说“是”。虽然各个阶级都会向“朋友等私人关系网络”寻求帮助，但在可能性上，中产阶级高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高于农民阶级。
伴随现代化程度的加强，家族和宗族对个人的支持力量既低于“家人”，也低于“朋友等私人关系网”，而居于第三位。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回答说会向其求助的人数百分比分别为38.34%、39.89%和48.60%。在这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低于农民阶级。这可能源自于农民的家族相对集中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族在居住区位上比较分散，也可能是农民阶级更倾向于依赖家族与宗族关系。
对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言，在其遇到困难时向“居委会或村委会”求助的人数百分比分别为24.31%、26.45%和40.35%。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农民阶级当中，还有较多的人对自己所在的“村委会”具有依赖感。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作单位具有很强的“单位制”性质，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变化之后，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向“工作单位”求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其分别占17.23%、20.60%和2.17%的比重。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其处于家庭联产责任制下，除少数受雇在种粮大户的农业企业外，绝大多数都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因此，其基本没有“工作单位”可以依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虽然每天工作在“工作场所”，但因为“单位制”的工作机构已经被改造为功能相对比较单一的盈利组织，这些组织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也逐步演变为雇佣关系，所以，经济理性主义的作用，断裂了人与组织之间的其他关系，使人们在应对困难的时候，没有将“工作单位”排在重要位置。
正因为如此，不管是企业组织，还是事业单位;不管是雇佣了中产阶级的公司，还是雇佣了工人阶级的企业，都需要关注自己的文化建设和企业责任建设，将企业或事业单位建设成一个相对比较温暖的场所。
因为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问及“今后5－10年您是否将家人的健康、团聚，家庭幸福与和睦视为最大愿望”时(如表7所示)，就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回答———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回答说“是”的百分比分别达到75.85%、75.83%和79.52%。
六、结论与讨论
第一，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家庭规模相当，农民阶级的家庭规模较大。家庭规模的缩小，一方面是受着人口流动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受着家庭子女数减少的影响。在中国的家庭主要转变为核心家庭的情况下，家庭子女数的减少在根本上决定着“实际家庭户规模”的大小。在2010年GSS调查中，我们专门询问了被访者的生育意愿，其结果如表8所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已婚成年人的理想子女数已经大大减少。不管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绝大多数人希望生育2个子女。在生育“3个子女”和“4个及以上子女”的选择中，中产阶级小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小于农民阶级。虽然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某些企业主超生的案例，但从阶级属性上考察，伴随阶级地位的提高，人们的理想生育子女数会趋于降低。伴随中国阶级结构的转型，相信未来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会处于下行态势———这会降低实际家庭户规模。
但是，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中国人的认同家庭规模还比较大。尽管我们在调查中没有进一步询问认同家庭的家庭成员结构，这里无法给出具体的家庭成员来源，但在访问中发现，被访者回答的主观认同家庭成员经常包括了自己的父母亲:这就是说，丈夫会在认同家庭上，经常将自己实际生活的家庭成员加上自己的生身父母亲，而较少认同基于姻缘关系而形成的岳父母;而妻子也会在认同家庭上，经常将自己生活的家庭成员加上自己的父母亲，但却较少认同自己的公婆。而很多有成年子女的父母亲，也倾向于将自己的亲生儿子视为认同的家庭成员，但却较少视成年女儿为认同家庭成员。
第二，阶级地位越高，消费能力也越高，但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却比较低。虽然很多人强调消费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不管怎么说，消费支出的多少还主要取决于收入。正因为如此，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才远远高出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但农民阶级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却远远高于中产阶级。伴随中国未来农民阶级的逐步缩小，也伴随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将逐步提高。但在现在，对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提高收入是这些家庭的主要政策需求。
在家庭消费中———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中，住房既属于财产范畴，也属于各个阶级的生活品质范畴。在我们的调查中，中国成年人的住房拥有率已经大大提高，没有住房的家庭只占成年人的4.37%，有2套住房的家庭已经超过15.38%。不管是中产阶级家庭，还是工人阶级家庭，大家基本拥有了作为财产意义的“住房”。所以，未来的家庭住房问题，将主要是在提高住房质量过程中的“换房”或人口流动趋势下的结构性短缺问题。比如，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阶层的住房需求或从中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之后的住房需求。
因为中产阶级的住房拥有率高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因为农民阶级的家庭住房，主要来自于宅基地上的自建房(位于农村地区的自建房的价格远远小于城市地区)，所以，当我们将住房视为财产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财产差距将是十分巨大的。
第三，物价上涨对各个阶级的家庭消费与家庭生活都具有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不管是中产阶级家庭，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家庭，在通货膨胀面前，都会大大降低生活品质。但可喜的是，各个阶级都认为其家庭关系比较和谐、面临的家庭养老问题还不是很严重。需要强调的是:现在的成年人，尤其是35岁以上的成年人，其兄弟姐妹数量还比较多，故各个成年子女家庭面临的养老压力虽然在增加，但尚能够承受。但在未来，在独生子女一代进入成年阶段之后，养老压力会逐步显现，那时，不管哪个阶级，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养老压力。
伴随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人的“人情支出”也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因为农民阶级的收入增速有限，所以，面对婚礼、过寿、拜年、送丧等开支，农民阶级越来越难以承受其压。
中国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社会节奏的加速让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感受到了“紧张”。在“工作负担重”与“工作不稳定”上，在各个阶级中，都有超过四分之一人或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自认在过去的一年遇到过此问题。
中国还是一个望子成龙的社会，所以，家庭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难以承受较高的教育费用支出与家庭对子女的管教。到现在为止，家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功能。虽然整个国家的教育支出大幅度增加，但家庭承担的教育开支却也伴随物价的上升而增加，尤其是在特长教育与校外补课这些方面，更不堪其负。
最后，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一旦遇到家庭成员生病———尤其是遇到家庭成员身患大病，则基本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医疗体制改革了很多年，但“看病贵与看病难”的问题，仍然没有最终解决。
第四，家庭成员与私人交往的朋友等，仍然是中国人的主要社会支持网。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将家人与朋友视为困难时求助的主要对象。宗族与家族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构成为支持网的一个部分。原来曾经起过主要作用的“工作单位”，在市场化过程中，已经丧失了支持网的作用。但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其赖以生活的村落社区，对其仍然具有很强的社会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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