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亚地区经济在2025年明显降温，并在2026年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2025年GDP增速由2024年的4%回落至2.6%，而2026—2027年预计平均仅为约2.2%。 这一阶段性放缓与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地缘冲突以及欧盟需求疲弱密切相关，其中中东局势在2026年成为新的关键扰动因素。
从区域结构看，增长分化在2025—2026年持续扩大。俄罗斯作为占区域约40%产出的经济体，2025年增速降至1%，并预计2026年进一步放缓至0.8%。 相比之下，中亚在2025年实现7%的高增长，成为区域主要支撑力量；土耳其2026年受能源和食品价格冲击，增速降至2.8%，但预计2027年回升至3.7%，体现出周期性修复特征。
需求侧结构在2025年出现边际转弱。消费仍是核心驱动力，但增长从2024年的7%降至2025年的5.3%，实际工资增速回落至6%以下。 与此同时，跨境汇款在2025年继续支撑居民收入，例如塔吉克斯坦汇款占GDP比重高达46%。投资方面，2025年增长6.9%，明显高于2010—2019年均值，主要依赖政府基础设施支出，显示出公共部门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仍然较强。
外部部门在2025年至2026年面临压力。尽管部分国家出口在2025年出现恢复，尤其是汽车及相关产业，但整体经常账户赤字扩大，西巴尔干地区赤字已超过GDP的7%。 通胀方面，截至2026年2月区域中位通胀为4.8%，较疫情前水平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中亚通胀达到8.1%，土耳其则超过31%，反映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的持续传导。
在宏观环境趋紧的背景下，自2020年至2026年，产业政策显著扩张。疫情初期政策以救助为主，而至2024—2026年重点已转向能源安全、供应链韧性与国家安全领域。 当前仍有超过三分之一政策处于实施状态，且部分国家年度政策数量已超过疫情前水平，显示政策工具长期化趋势。
从政策结构看，约三分之二产业政策集中于农业和食品领域，仅约10%投向高技术产业，反映出区域产业升级仍面临瓶颈。补贴成为主要工具，区域补贴规模已升至发展中地区最高水平，而关税使用相对有限，但出口限制和非关税措施显著增加。 此外，国有企业在政策执行中的核心角色，进一步强化了资源配置的行政主导特征。
综合来看，2025—2027年欧洲与中亚经济将处于低速增长与高不确定性交织阶段。能源价格波动与地缘政治冲突将持续扰动短期周期，而产业政策虽在2020—2026年间快速扩张，但其对长期生产率提升的效果仍不确定。未来增长路径更依赖制度改革、教育与技术扩散能力的提升，产业政策将逐步从主导工具回归为补充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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