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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巨头们过去20年真正的麻烦:未能重塑现实世界

  科技巨头的原罪

我们应该如何讲述现在已经过来二十年的数字化世纪的故事?就像记者倾向要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聚焦在对互联生活的贬损上。随着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吞噬了网络世界,它们也破坏了传统媒体,为传播者赋权,扩大了美国的政治分歧。尽管智能手机有着种种奇迹和实用性,但也被证明是一种麻醉剂。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科技巨头过犯的罪行(sins of commission)上,而是把同样的关注放在它们的忽略的罪行(sins of omission)上,也就是那些失败、破产,未兑现的承诺上面呢?过去几年为我们提供了若干耸人听闻的例子。联合办公公司WeWork 声称自己将重塑工作场所,但在准备上市前夕却突然崩盘了。Uber曾经被视为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认为它会像地铁一样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交通,但其上市的市值也出现了类似的直线下降。2019年一月到十月间,两家公司共损失了100亿美元。

尽管这些公司看起来像是异类,但它们的挣扎不仅向投资者而且向我们所有人都传达了一个信息。科技巨头还在继续寻找卖广告和云空间的新的赢利方法,但在重塑血肉与钢筋组成的现实世界已经失败了,而且往往是非常惹眼的失败。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求助于硅谷来向我们展示美国未来的努力方向。乐观情绪既来自湾区的那些福音派人士,也来自华盛顿。在1988年的一次预示着计算机芯片前景的演讲中,里根总统曾说:“在新经济当中,人类的发明将愈发令物理资源变得过时。”在1980和90年代,像戈尔(Al Gore)这样的民主党人组成了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以早期的视频游戏公司Atari为名,取名为“雅达利民主党”。他们相信,计算机技术将会提供规模类似于罗斯福新政一样的机会。互联网时代被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会成为激发个人创造力的推动力以及就业的引擎。

不过在这些方面,它并没有实现承诺。相反,数字时代恰逢美国的经济活力低迷之际。科技行业的创新只是使得少数人变得很富有,但未能创造出足够的中 产阶层就业机会来抵消美国制造业基础的沦陷,也不能帮助解决美国最紧迫的问题: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气候变化,低增长,经济不平等加剧。在实体世界运营的高科技公司(比方说Lyft和DoorDash )是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但是它们几乎不能代表里根和戈尔所想要的那种转变。这些失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卑鄙和激进主义的根源(也许比web之毒更甚)。

从现在开始的今后几十年时间里,当历史学家对21世纪之初进行回顾时,可能会把那段时期看作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里面的那些最聪明的人,将其全部的才能、时间和资本都倾注到人类事业的一小块——数字技术里面的时代。他们的努力让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访问到媒体、信息、消费品和司机。但是软件几乎对现实世界产生任何改变。他们承诺的是一次工业革命。我们得到的是一场消费者便利性的革命。

最初的工业革命让人类挣脱了长达数百年的,缓慢的经济增长牢笼。在19世纪初期,生产力和收入都出现了猛增,这首先是出现在英国,然后是整个欧洲。尽管这种转变对许多人来说是残酷的,但其收益却得到了广泛的分享:工人阶层的实际工资在那个世纪的上半叶翻了一番,而到下半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则得到大大提高。

但在计算机时代,经济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美国的生产率一直保持从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到理查德·尼克松辞职这段时间的增长率的话,那2013年的经济本该要大60%左右。(把这些收益平均分配后,典型的中 产阶层家庭每年可额外获得大约30000美元。)但情况却截然相反相反,1973年至2013年的收入增速下降了80%。

技术的捍卫者声称,传统的宏观经济工具不可能捕捉得到智能手机——一种可以充当照相机、游戏机、网络门户以及电话的设备的魔力。他们告诉经济学家,翻翻你的教科书啊:除了我们衡量一切变好的程度的能力以外,一切都在改善啊。

但是,不管你再怎么积极地捣腾那些数字,计算机时代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都是事实。当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Chad Syverson在研究增长“不见了”的问题时,他发现生产力下降已使美国2004年以来的GDP减少了2.7万亿美元。美国人可能喜欢他们的智能手机,但所有这些免费应用值不了上万亿美元。

而且,如果你从你的智能手机上去寻找的话,进展就会变得难以看清。城市的物理世界——电灯的光芒、汽车的隆隆声、头上飞机以及脚下地铁的轰鸣——这些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明的产物。感觉物理环境已经令人郁闷地终结了。大量的创新已被分流到比特和代码组成的无形领域。

技术倡导者认为,通过让个人以前所未有的便利方式进行捣腾、交谈和交易,所有这些代码都提高了人类的独创性。的确如此。没人会质疑录制音乐,推销视频游戏或发表论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但是从大多数方面来看,个人创新能力正在下降。2015年,美国人创办公司的可能性远低于1980年代。根据经济学家泰勒·科恩(Tyler Cowen)的说法,宽带技术的普及几乎与每个城市以及每个行业的创业活动减少相关联。

关于创新减少的一种解释可以追溯到硅谷。无论是在办公软件,社交媒体(Facebook)还是搜索广告(Google)领域,技术领域的最大赢家最终其实都形成了垄断地位。科技巨头发展的不是创新,而是规模,乃至于大到吓跑了创业者。风险投资家对科技巨头所带来的可怕阴影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杀缪地带。科技巨头的强大实力加剧了地区不平等,使财富集中在他们设点的少数都市地区。80%的风投资本只投向了三个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以及马萨诸塞州。互联网的工具本应粉碎传统帝国,释放未开发的创造力,并分散财富。但结果相反,那些技术势力已经变得像他们曾经打算要取代的公司一样残酷、好斗。

几十年来,技术界靠吹捧着即将到来的技术飞跃来摆脱其宏观经济影响的乏味。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它可以用摄像头和计算机来操纵大型车队,取代有缺陷的人类驾驶员,从而挽救生命并创造出新的制造业。今年四月,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曾预测,到2020年,将有100万辆“机器的士”出现,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也跟他一样持乐观态度。然而,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一直都很缓慢。把人类经过几千年演进已成的视觉与人工技能编码进计算机里面并非易事。但这恰恰是硅谷长期以来所许诺的,近乎奇迹的成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消费技术创新不是计算机会开车,而是合同工开车。我们已经看到了让消费者召唤产品、服务上门的公司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无论是食物(DoorDash ),打杂(TaskRabbit )还是打车(Uber 和Lyft )均如此。在这种所谓的平台经济当中,商品往往是由工人带着走的,后者的兼职身份使得平台避免了提供包括健康保险在内的所有福利。这些廉价的服务令雅皮士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但是,这些公司并没有改善交通状况或者令工人致富,反而加剧了交通拥堵,耗尽了公共交通资源,加剧了城市不平等现象。数字时代留给现实世界的进展就是这些东西吗?

我们来提出一个公平的异议吧:如果我说,我所告诉你有关进步放缓以及人类独创性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是硅谷的错呢?

金融科技公司Stripe CEO Patrick Collison 说:“对于进展的放缓,我认为我们应该比大多数人的态度都要失望得多。但是增长放缓的出现要早于互联网,而且我仍然认为,从总体来看,数字革命是过去50年这一更大图景里面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目前的现状,以及我们孕育创新的更广泛的社会能力,几乎肯定是需要做出显著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生产不出足够黄金的话,该责怪的不应该是那蛋,而应该是鹅,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Collison 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将所有负面经济指标都归咎到科技巨头身上,其中许多都是治理不善,改善能源、房屋建筑等行业生产率困难等因素的错。从很多方面来说,数字革命还改善了整体放缓的趋势。是,地理上的流动性正在下降,但是互联网令远程工作变得更加可行。是,空中旅行没有比30年前快(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慢),但是旅行比较网站令票价更便宜,而且飞行中的Wi-Fi令航班变得更高效了。

但是让硅谷摆脱困境也将是一个错误。今天的科技行业就像巨人一样凌驾于美国经济之上。计算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另据PitchBook的数据,软件对美国风险资本仍有强大的影响力,2018年有3700 笔交易都是软件方面的。排名第二的医药和生物技术仅有720笔交易。从研发的角度来看,技术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史无前例的。在一篇通过专利申请回顾美国创新历史的论文中,经济学家Mikko Packalen 和Jay Bhattacharya发现,以前的创新性努力在化学,电子,医学和机械工程等多个类别中均取得了专利申请的爆发式增长。相比之下,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专利就一直被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统治。美国的创新人才已从广泛性转向专业化。如果我们把那么多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板块的话,那个板块的产出自然会更好。

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把那么大的赌注押到硅谷身上是否明智了,这能否把美国从生锈的现在带到光明的未来呢?太多的美国人在追求根本不重要的问题。互联网曾经被誉为是民主的力量以及逃避制度控制的手段。但是,硅谷最赚钱的商业模式就是构建用于跟踪和操纵人类行为的广泛系统:Facebook和Google这两家巨头90%的收入都是靠卖广告得来的。随着重大问题依旧悬而未决,科技业的广告双寡头市值加起来就大概占到了1.5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航天创业者Eli Dourado 告诉我说:“跟大家的期待相比,互联网时代实在是没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我还担心它会从其他可能受益于更多创新的行业吸走人才。所有这些开app和SaaS公司的人,如果他们投身于物理世界当中的挑战,尤其是在能源、住房、健康和交通方面的挑战的话,那么他们有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

Dourado并不认为我们的想法已经枯竭了,只是我们曾经十分宏伟的勃勃野心变小了,只专注于少数能够可靠地赚钱的事情上面,比方说广告技术、云服务,这些属于容易摘到的果子。他主张要开展一项去摘取更高处果实的国家项目。硅谷可以神话对生物技术(可以改变预防保健和疾病检测)和建筑自动化(可以降低新住房和运输价格)的投资。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技术还可以在解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碳捕获系统可以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可以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同时还可以增加数十万个工作岗位。2019年,美国能源部宣布将投入超过1.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碳捕获的研发。这笔钱不算一毛不值,但请想想看,在最高峰的时候,阿波罗登月计划占用了联邦支出的2%以上,那可是相当于今天的近1000亿美元啊。

认为硅谷可以将美国所有的问题一扫而空的想法一直都只是一种幻想,这是被试图吸引资本到加州的技术专家,以及试图将责任从华盛顿转移出去的政治家们所迷惑了。硅谷在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不能够单独行动。变革性进步需要从下到上的全员参与,而美国人民早早就接受了可以通过代码来实现繁荣的想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把财富和人才都堆积到了软件和数字优化的飘渺世界里。想象一下,如果美国人的独创精神再回到地球上的话,那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成就。

来自:36氪  原文::The Real Trouble With Silicon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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