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因而它常常处在激烈政治讨论的中心位置。比如说，关于平价医疗法案（译者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及民主党大力推动并于2010年3月23日正式签署的联邦法，该法一直受到来自共和党的挑战）的争论最后归结到了关于购买医疗保险是否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我们更多地从选择的角度去思考生活时，我们也许会降低对那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的支持。当我们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而忽视那些塑造了我们人生经历的不同情境时，对于选择的思考甚至有可能让我们相信不平等才会给我们带来更少的麻烦。
举例来说，对于选择的思考让我们对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少了一些焦虑。在最近的《心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立新加坡大学商学院的Krishna Savani和斯坦福大学的Aneeta Rattan请他们实验的参与者列举了他们在前一天的不同时段做过的五件事。另一些参与者则被要求列举他们所做的五个“选择”。接下来，所有的参与者都被问到对于与财富不均有关的10个事实，比如说“美国最富有的20%的人拥有着整个国家85%的财富”，他们各自感到困扰的程度。结果表明，那些从选择的角度思考他们的行为的参与者比较不容易感到焦虑。对选择的思考使得人们关注于是那些自主决定带来的行为导致了贫穷或是财富，这也使得贫富不均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合理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尽管人们对于旨在促进公平的政策的支持程度与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关，Savani和Rattan却发现，选择的理念实际上既影响了自由党也影响了保守党。在另一个实验中，他们让参与者看了一段记录有一个人在一间公寓中做着像收邮件、看杂志这样平常的事儿的视频。有一些参与者被要求每当看到视频中的人摸到一个东西时就按一下按钮，而另一些参与者则在他们认为视频中的人在做某种选择时按下按钮。过一会儿后，所有的参与者都将阅读到一些关于在社区内进行教育资源再分配以促进贫富阶层之间的平等的公共政策。那些被要求从选择角度加以思考的人，无论他们本身的政治倾向是怎样的，都表现出了对于平等政策更少的支持。
这些研究结果也许与美国人将选择与自由联系得十分紧密有关。当美国人从选择的角度进行思考时，他们很可能倾向于偏爱那些提升个人自由而不是限制个人自由的政策。2011年，Savani和他的同事们发表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选择的思考降低了人们对限制个人自由的法律（如禁止暴力电子游戏或向燃料效率低下的汽车征收环境税）的支持程度。此外，思考选择同时还使得人们对于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律更加亲睐，比如那些合法化大麻的法律。
不幸的是，他们发现对于选择的思考也有不好的一面：它使得人们更加难以和那些经历了负面事件的人进行换位思考。比如说，思考选择的实验参与者更倾向于责备那些经历了汽车事故、身体虐待或是因房屋倒塌而无家可归的人。
由于选择和自由在西方国家更被大力强调，Savani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了解他们的结论在不同的文化中是否仍然成立。他们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美国和印度的参与者或是需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小物件（比如一支钢笔或者一个钥匙扣），或是单纯地需要描述其他人已经选择好了的东西。然后，所有的参与者将看到一幅被描述为极度贫困而且面临着饥饿的非洲儿童的图片。他们被问到他们愿意给这个儿童捐多少钱，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对这个儿童的处境感到不安。
对于美国人来说，做一个小选择这个行为减少了他们对于这个饥饿的孩子所面临的困境感到的不安。而对于印度人来说，做这样一个选择对于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感受没有任何影响。不论他们有没有被要求做出一个选择，印度人对于孩子所经历的苦难的感受是不变的。做一个选择，即使它是很小的一个选择，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而对印度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对美国人而言，选择的理念也许与独立于社会约束的理想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于是，即使是对于很小的一个选择的关注都将激发他们的这种理想，从而使得美国人过分地强调了选择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这样一来，一个潜在的弊病就在于，对美国人而言，从选择的角度思考生活很有可能将降低他们对帮助他人的兴趣。当从选择的角度思考时，人们的不幸将被视作是他们自身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所遭遇到的环境使然。这对那些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言可不是一件好事。不过，Savani和他的同事们也指出，利用选择的效应，将其转化为我们的优势也是可能的。如果合作和助人被我们定义为选择和自由意志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美国人甚至能比任何其他的人都要仁慈。
更多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