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B.F.斯金纳旁听了女儿的数学课。这位哈佛心理学家发现所有的学生用同样的方法和速度学习相同课题。几天后，他制造了首台“教学机器”，让学生们按自己的速度解题。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上门推销员非法出售此类装置。但没过几年，人们对此装置失去了兴趣。
自那时起，教育技术陷入炒作、失败循环。同时，电脑改变了几乎所有其他的生活领域。教师和工会保守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开发大脑潜力的教育技术未得到检验。
可如今，斯金纳的继承者们正迫使怀疑者重新思考该问题。在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等科技富豪的支持下，世界各地的学校正利用新软件实现“个性化”学习，让沉闷课堂里的数亿名学生从中受益，但前提是教育技术支持者抵制有害的学习方法死灰复燃的诱惑。为了取得成功，教育技术必须为教学服务，而非相反。
放下笔杆
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源于18世纪普鲁士，非传统模式至今未能高效、尽可能多的教授学生。全球约15亿学生中，大多数仍在遵循教室、年级、标准化课程、固定课程表这样的常规模式。
没能发挥自身潜力的学生大有人在。贫穷国家仅有25%的中学生学会了最基础的数学、阅读、科学知识。即便在经合组织的主要发达国家，将近30%的青少年至少有一科无法达到熟练程度。
过去15年来，该比例几乎从未发生改变。在此期间，学校在信息技术建设方面耗资数十亿美元。2012年，在多个发达国家平均每两名学生有一台电脑，澳大利亚的电脑数量比学生数量还多。如果运用不善，电脑会分散学生注意力。2010年一份葡萄牙研究报告显示，相比有高科技的学校，网速慢和封锁YouTube等网站的学校有着更优秀的成绩。
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教育技术，其中一种有益方式是因材施教。腓力二世雇用亚里斯多德为其儿子亚历山大成就伟业做好准备，自那时起有钱的父母为子女聘请家教。来自圣保罗和斯德哥尔摩的改革家认为，教育技术能使所有学生得到个体关注。目前最愿接受该模式的是美国学校，三分之一学生所在的校区承诺采用“个性化、数字化学习”。萨米特公立学校等教育集团的教学方法正被数百所学校效仿，采用的软件由脸谱网工程师免费编写。
在印度，约有一半孩子小学毕业后无法阅读简单文章，许多学生对课程云里雾里。诸如Mindspark等“适应性软件”能了解孩子的学识程度，并进行相应提问。最近一篇论文发现，在所有贫困国家的教育研究中，放学后使用Mindspark软件的印度学生在数学、阅读上取得的部分进步最大。
教育技术辅助学习的另一种方式是让学校变得更具成效。美国加州的学校正利用软件变革传统教育模式，学生用各自的“清单”取代教科书，根据清单获取网络课程和参加考试。软件会评估学生进步，减轻教师评分负担，使他们对学生有深入了解。教师节省的时间可用于其他任务，例如：强化学生的社会技能，一对一辅导。2015年一份研究显示，早期接受此模式的学生的考试分数高于其他学校的同龄学生。
提防背后
这是可喜的创新。但要想充分利用教育技术，需要做好这样几件事。首先，“个性化学习”必须依据孩子的学习方式，千万不能成为“学习风格”等伪科学观点死灰复燃的借口：此学说宣扬每个孩子都有摄取知识的独特方式。这样的废话促成了诸如“健脑操”等计划，这是一种曾受英国政府支持的“教育肌动学”计划，声称有些学生做算术题时应伸展身体、弯腰、释放“能量哈欠”。
影响力较小的谎言是孩子不需要学习知识，只要使用谷歌就可以了。有些教育学家更离谱，认为知识阻碍创造力和批判性思考等技能的发展。恰恰相反，满腹经纶造就了这些人才。威廉·莎士比亚经过刻苦训练掌握拉丁文短语和语法规则，写出过多部佳作。2015年，经过1200次教育元分析的大规模研究显示，二十种最有效的学习增进方式几乎全有赖于教师的技巧。
第二件必做的事情是确保教育技术缩小而非扩大教育不公平性，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乐观。硅谷首屈一指的部分学校是私立学校，但更多的是面向大多数贫困生
、由特许学校集团运营的学校，例如：美国火箭教育、Achievement First。萨米特公立学校有99%毕业生攻读大学，落后生比普通课堂的学生取得更大进步。其他国家也可效仿这种模式，印度研究集团J-PAL所做的教育技术研究表明，最大受益者是使用软件接受补习辅导的学生。
第三，只有教育技术得到教师认可才能发挥潜力。他们要求拿出产品奏效的证据没错，但怀疑者不应走向“勒德主义”。巴西圣保罗是很好的典范，教师欢迎适应性软件公司Geekie的产品进入公立学校。
1984年，斯金纳称技术反对者为教育界的“耻辱”。考虑到当今教育技术的广阔前景，思想闭塞在课堂不会有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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