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担风险，可促使全球更多金融资产用于气候项目。
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将是 IMF 成员国面临的最关键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挑战之一。近期，燃料和粮食成本飙升并引发社会动荡风险，这突出表明我们必须投资绿色能源，并提高抗冲击能力。
这将需要大规模的全球投资，以应对气候挑战，解决面对冲击的脆弱性问题。到 2050 年，估计每年需投入 3 万亿到 6 万亿美元。而目前的投资水平约为 6300 亿美元，仅占实际需求的一小部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我们需要做出重大转变，以充分利用公共融资，尤其是私人融资。全球公司金融资产高达 210 万亿美元，约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拿出其中一大笔资产，投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
这正是新发布的一份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调动私人气候融资的 “IMF 工作人员气候说明” 关注的内容。该说明探讨了气候融资的限制因素，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应对办法。
限制因素
是什么限制了资金大笔流向发达经济体之外的气候项目？
问题的核心在于激励措施。投资者有众多可以产生收益的备选方案，包括在缺乏稳健碳定价机制的情况下投资化石燃料。但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绿色项目根本不值得投资者冒着风险投入。
例如，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投资往往伴随高昂的前期成本、多重技术挑战、漫长的时间跨度以及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除了糟糕的数据以外，还有与汇率波动、宏观经济状况、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以及人们认为可能发生政治动荡有关的风险。
因此，许多气候项目无法获得充足的融资。而获得融资的项目大多也只能吸引到一小批专业投资者，这些投资者以债务为主要工具，追求在发展中、流动性相对较差的资产类别下获取高收益。
对于所在市场流动性差、拥有长期融资需求的可再生能源公司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例如，有证据表明，大型投资者会对市值低于 2 亿美元的公司进行筛选，而能达到这个门槛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寥寥无几。在前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于影响力投资者为开展气候投资所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所有权风险，市场预期补偿（称为 “股本成本”）为 12%-15%。这表明，对于商业投资者来说，这一数字可能更高。
释放私人部门融资
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但要加以解决，即改变针对国内外投资者的激励措施，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采取协调一致、坚定的行动。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融资的作用因国而异，具体取决于各国国情以及当地的经济和体制背景。一般而言，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混合融资，例如通过首次亏损投资或业绩担保等方式，有助于为私人部门资本降低这些投资的风险。
例如，公共部门可以通过投资股权（如果标的资产价值亏损，则风险更高），或提供信用增级以提高项目信誉。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减少私人部门面临的风险，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在气候投资中占有持股地位后，公共部门将承担大量投资风险，但如果投资取得成功，其也会取得上行收益。
各多边开发银行将在此类安排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银行已经是气候融资，尤其是气候债务融资的主要提供者。2020 年共拨付 320 亿美元气候融资，债务融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采用投资股权等更多的创新办法可促进利用更多私人资本，这对许多已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有帮助。
其他融资工具同样有用武之地。例如公共和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关系（PPP）或多主权担保等都有助于实现更高的杠杆率。承保项目完工或政局不稳等特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尤其有助于缓解阻碍私人资本流入的高风险溢价。即将发布的 10 月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的分析性章节将更深入地探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扩大私人气候融资的金融市场和相关工具。
当然，所有这些工具都必须予以谨慎部署。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隐患是，如果或有负债实际出现，公共债务可能会大规模增加，因此应适当评估对国家风险敞口施加的硬性限制。例如，乌拉圭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该国的 PPP 负债和对私营企业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额上限分别为上年 GDP 的 7% 和 0.5%。
政策作用
除了融资，政府可以使用几项政策工具来促进吸引私人部门资本，投资气候项目。
首要的工具是稳健、可预测的碳定价机制。碳定价有助于激励私人投资流向低碳项目，提高市场透明度，让投资者能够在不同市场做出明智的决定。
公共部门还可以牵头建立强有力的气候信息架构，进一步改善决策和风险定价，并预防 “漂绿”。在理想情况下，该架构将包括优质、可靠和可比的数据与统计资料；一套全球统一且一致的气候披露标准；以及全球商定的气候融资分类标准。
本文作者
Kristalina Georgiev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Tobias Adrian
IMF 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
来自： 联合国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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