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调研总共收回了 2115 份有效问卷，其中女性占了七成。90 后、95 后、00 后占了样本数的 91.2% 。大多数受调研者拥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住在一线 / 新一线城市。
由于调研所限，本文所呈现的结果不具抽样意义，仅反映受调研者观点。
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发现。
互联网让性别状况
变得更好了吗？
2115 人打出了 4.4 的平均分。
年轻人对社交网络上性别讨论评价低，打开知乎搜索 “互联网 性别”就能看到许多 “为什么网络上的性别对立之风会这么的严重？如何看待网络上的性别对立？为什么感觉当下的互联网上性别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了？” 的提问，性别讨论环境差，近几年尤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打出的平均分是 4.7 ，男性：3.5 。
1. 互联网上，直男成为众矢之后变成弱势了吗？
——女性不这么认为。
在本次调研中，有四成男性认为，在互联网上的性别讨论中，男性处于弱势；而在女性中，只有不到一成（8.2%）持有相同看法。
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相比起来，有更多男性对互联网上的性别讨论持负面看法：男性（65%）比女性（34.2%）更倾向于认同 “社交网络上的性别讨论，没有让性别处境变得更好”。
对女权的认同程度也和这一判断相关。在 “完全不认同女权” 的人中，有一半以上认为“互联网上的性别讨论中，男性处于弱势”。
而那些对不平等有所感知的女性，很容易在理论上寻求自我阐释，因此更倾向于使用 “男性凝视” 等流行概念来解释自己的境况，以期寻求进一步的自我赋权。
体现在本次调研中，对于性别理论中的常见概念，女性和非二元性别的整体认知水平都要高于男性。
然而，这些概念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和使用中容易变得不容分说：男性各种大大小小的无意识行为都有可能被解释为 “厌女”“歧视”；而男性即便有心，往往也很难找到可以反唇相讥的理论。
调研也显示出，认为 “互联网上的性别讨论中，男性处于弱势” 的人，也倾向于认为男性在现实中处于弱势。
但男性感受到自己在互联网上是弱势，很大程度是因为女性往往是要求改变、挑战现有秩序的那一方。
正因为以往被默许的秩序中从来没有女性的声音，当意识觉醒，就会补偿性涌现出空前浩荡的声势，以至于男性仿佛一夕之间就沦为弱势群体——尽管只是有限的 “弱势”。
2. 污名化有多伤害女权主义？
——只有 3% 不认同女权主义，但多数人不完全接受现有的女权。
女权主义在社交网络上被误解和污名化有一段漫长的历史。
由于 “女权” 这个词语有歧义，feminism 曾被要求译为“女性主义”。
根据澎湃的统计，知乎 “女性主义” 词条自 2014 年起便开始经历频繁修改，截至 2021 年 1 月，词条共经历了 3522 次修改，各种意见在不断修改中交锋。
在 2018 年后，话题更偏离性别歧视、生育等常规话题，也出现了 “easy girl”、“公主病”、“拜金女”、“绿茶婊” 等污名化人设。
而关联子话题也经常出现风评较差的女性公众人物，比如 “马蓉”“郭美美”。
这反映出女性主义走向大众后，不少人对它的认知：与男性对立，宣扬女性特权主义。
在此背景下，许多人即使支持性别平等，也对 “女权主义” 抱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不太愿意认同女权主义者的身份。
在本次调研中，有近六成的人（57.3%）认同女权主义，但不认同某些女权主义者的行为，26.5% 的人认为自己总体上是女权主义者，而完全不认同的只占 3%。
在地的女权主义一度被要求和西方主流女权主义的理念和行动对标，在此要求下，就有了 “（中国式）伪女权”、“田园女权” 等蔑称。
后来对女权主义的蔑称逐渐转为 “女拳”，对女权的不满变成：不分场合的语言挑衅、挑起性别对立和恰烂钱。
3. 谁在 “挑起性别对立”？
——每四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认为女权的目的是 “挑起性别对立”。
长期以来，在任何牵涉到性别的网络讨论中，“挑起性别对立”都是对主动提到 “性别”“男女” 一方（通常为女性）的常见指责之一。
调研结果显示，有 21.6% 的人认为女权主义者的目标之一是 “打拳，挑起性别对立”。
而男性对女权目的看法更负面、更批判。即便在较认同女权主义的男性当中，也有超过半数认为自己所见的女权 “打着平权的旗号索要优待和特权”，近半数认为女权 “打拳，挑起性别对立”、“博眼球”。
有一种常见指控是，对性别问题的探讨是对阶级问题的遮掩，而后者往往被认为是更本质、更需要优先解决的 “真” 问题。
再加上女权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流派的影响，对女权主义常常可见 “境外势力”、“白左” 等污名。
学者储殷就曾在 2020 年 12 月批评，杨笠等人在搞西方社会的 “性别政治”，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 “为了瓦解劳动阶层的团结而制造出来的社会运动”。
平台也常常是 “性别对立” 论调的支持者。2021 年 12 月 7 日，微博站方关闭了 54 个账号、禁言了 472 个账号，理由就有“制造性别对立”。
普通人试图在公共空间（比如媒体报道的评论区）提出性别问题，也很容易受到其他人 “你是不是在故意挑起性别对立” 的责难。
类似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没有事实根基，但它也容易否定性别问题的真实性：
认为有关性别的矛盾和对抗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假象”，而它们的背后一定有某种目的，比如为了转移焦点、掩盖更大的问题，或者分裂社会；如果没有任何目的，那就是制造混乱、胡搅蛮缠。
4. 从直男癌、普信男到蝈蝻，一场对男性群体的大型扫射：
——相互攻击的用词，是如何影响性别态度的？
对于性别相关的词汇，男女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倾向。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对 “直男” 的接受度都远高于直男癌。
和同为中性词、接受度却明显更高的 “直男” 不太一样的是，“国男” 频繁出现在杀妻案等恶性社会新闻中，成为女性发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载体。
在 “国男总是 xxx”“中华蝻的魅力时刻” 等句式下，“国男” 变成了一种对中国男性的集体扫射，每一次使用这个词，都是女性对男性集体失望的循环自证。
对女权主义认同程度更高的人，比不认同的人明显更经常使用直男癌、普信男、蝈蝻。看起来，在互联网的互相攻击中，用来攻击男性的新词，比用来攻击女性的更多，且似乎更具杀伤力。
对应的，一些男性也会因为 “多说就成了蝈蝻” 而放弃理性发言的权利，保持沉默，甚至以破罐破摔的姿态表示抗拒或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建设性的讨论都很难开展。双方互相羞辱、比谁更会踩痛脚，你骂我 “飞机场”，我就回敬 “金针菇”，你骂我 “普信男”，我就说你 “奇趣蛋”……
如此不断恶性循环，以至于有人认为，从互联网上男女的互相攻击来看，“厌男”和 “厌女” 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女性批评 “厌女” 的同时，自己也做不到不“厌男”。
但是，在讨论厌女现状的《我恨男人》一书中，法国作家 Pauline Harmange 指出，“厌男”（misandry）和 “厌女”（misogyny）虽然词根相同，但其实毫无可比性。
“厌男”一般是对 “厌女” 的防御性回应，通常表现为对男性的怀疑、不信任，至多是敌意，而厌女会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身体攻击、性侵犯、谋杀，二者的影响力完全不对等。
Harmange 认为，女权主义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向男人保证：“不，我们不是真的讨厌他们，他们也是自己人”，却没有产生多少回报。而若一旦发生性别恶性事件，就得向男性澄清 “也不是所有男性都这样”，毕竟显得多余。
这可能解释了近来互联网女权的整体策略变更：她们往往使用更激烈和进攻性的语言，姿态上从 HeForShe 式的平权呼吁，转向对男性群体的大型扫射。
不害怕误伤、不再安抚部分男性的情绪，本质上是因为对 “争取少数男性的支持” 这件事不抱希望。而近年社交媒体 “平权男” 的一系列骗炮、 PUA 、出轨事件，则让女权主义者怀疑，这种支持可能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这种逻辑也同样适用于 “普信男” 和“普信女”。调研显示，“普信女”作为男性对杨笠 “普信男” 的直接回击，不论男女，使用率明显低于普信男。
或许是因为，在女性容貌焦虑容貌内卷、亲密关系 PUA 、“女追男隔层纱” 的现实下，“普信女” 往往并不多见。
所谓厌男词汇的造词盛况，几乎可以视为集体创伤的对抗性表现。女性不断发明出新词，是因为本身用来攻击男性的词汇并不多，而针对女性的 “荡妇”“婊子” 等侮辱性语汇却不胜枚举。
由于总是站在 “被攻击” 的位置，想要反击的女性不得不生造出一整套自圆其说、难免扫射和误伤的自我防御型攻击语言。
5. 女性内部也有纷争：平权仙子、婚驴和媚男。
近两年有一种趋势是，越来越多女权主义者声称自己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望后，从平权仙子变成了 “拳师”。
她们视这种思想转变为进步，戏谑地自称在 “打拳”，以打拳为傲，通过“逆练” 污名化的方式对女拳去污名化。
调研结果某种程度上佐证了 “女拳” 去污名化的观察。
只有73.6% 的女权主义者、 57.9% 较为认同女权主义者的人认为不可以使用 “女拳”；作为对比，在不太认同女权主义者的人中，有 50.3% 认为不可以使用。
自称为 “女拳”“拳师” 的女权主义者，往往更具有进攻性，也并不避讳别人说自己“极端”，并把这看成是一种传播策略。
2020 年 12 月被微博禁言的博主林毛毛说：现在江湖上终于出现了 “婚驴”，“大鼎”，“上门驴”，“大鼎爹”，脍炙人口的流行语，言简意赅骂了回去，绝对是一种进步，但力量还是悬殊得很……
要发动群众，多多发明口号，因为口号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往往大于长篇累牍的大道理。
这些女权主义者大多对不愿意进攻的所谓温和派持负面态度，称后者为“平权仙子”。
“平权仙子” 的典型言论有 “不要说女权，要说平权”，这被指控为主动和男性共情、不够激进等等。
这种批评认为，平权仙子害怕 “女拳”，本质上是因为仍未摆脱取悦父权的“好女孩” 逻辑，即害怕被驱逐出父权制赞许的好女孩阵营，而与反抗性、被男性忌惮和厌恶的 “坏女孩” 为伍，则会降低她们在择偶和婚恋市场的 “身价” 和优先权。
在这个逻辑下，结婚或想结婚的女性也被称之为 “婚驴”：接受男权社会的婚姻规则， 像驴一样心甘情愿地被婚姻剥夺剩余价值。
另一个流行女权时常用来攻击其他女性的词语是 “媚男”。媚男一般指的是 “讨好男性”，被理解为“厌女” 的一体两面。化妆是媚男、摆出性感姿势是媚男、甚至身材胖瘦都有可能是媚男。
就连前段时间爆红的迪士尼 IP 玲娜贝儿，都因为扮演者表现出对某名女性游客的冷落和某名男性旅客的热情，而以话题 #玲娜贝儿下头# 上了热搜，而下头原因之一就是 “媚男”。
这种将矛头指向女性的思路，和反女权的思路有种奇异的一致。
比如有一种厌女观点是，“化妆就是性展示”，就好像女性的任何行动中都免不了有男性的在场。
而指控别的女性 “媚男”，其内核也是厌女，也像要求 “好女孩” 不断澄清自己不是 “荡妇” 一样，要求女性不断自证自己不媚男。
在这个男性中心主义的评价体系下，女性仍然处于客体地位。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质疑：女权运动中的主体，即所谓 “女性” 究竟是什么？
在身份政治当中，“女人” 往往是一个排他性的概念，预设了某种特定意义上的女人，比如 “生理性别女”，然后将所有不满足此类条件的女性通通排除出去。
而网络上的 “激进女权” 往往也同样预设了一个女性共同体，审判未能满足条件的女性，然后将其驱逐。
从这个基点出发叠加条件，就有了一批和 “婚驴” 类似的“不完美的受害者”：
原谅了前夫家暴自己的 Kim Lee 、结婚生育 “相夫教子” 的女性、以及那些声称独立的同时让孩子冠了丈夫姓氏的、没有 “适时离婚”、“迎合男性审美” 的女性，都被认为是顺从了父权制，于是就对她们倒戈相向。
所以，网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 “不婚不育保平安”、“远离男的，不然就会变得不幸”，或者对原谅出轨配偶的女性阴阳怪气地说 “尊重祝福”。
以上种种，虽有可能是图口舌之快，但也可能是：
既然不能改善环境，也对男性自己发展出性别平等意识不抱期待，不如就寄希望于改变女性自己，既是不断确证、坚定自己的立场，也尽量 “骂醒更多女性”。
但因为这种呼吁往往并不太考虑现实，不考虑具体的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处境，也被许多人诟病为 “爹味女权”：
一味试图教育、拯救，幻想自己能够左右某些处于水深火热的女性的选择，这和古代小说中男性 “救风尘” 的套路是相似的，而放到复杂的现实中显得更像自我感动。
人均性别平等
现实怎么样？
有性别平等意识，离性别平等有多大距离？
1. 九成人认为性别不平等，男女认知不同。
在本次调研中，只有 3.8% 的人认为性别完全平等，男性（7%）比例高于女性（2.7%）。
2020 年益普索发布报告 “什么阻碍了女性平等”。这份对 28 个国家的约 2 万人的调查报告显示：
全球范围内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实现性别平等的男性（18%）是女性（9%）的两倍；中国人（28%）最有可能认为，中国已经实现男女平等；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有 13% 的受访者这样认为。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19 年在 34 个国家调查了人们对于性别平等前景的看法，发现对于最终实现男女平等，大部分国家的男性比女性更乐观。
大部分国家都有 80% 以上的男性对此持乐观态度，有 10 个国家男性比女性乐观的比例超过了 10%。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对于性别平等本身，人们可能没有统一的标准。
常见的争论是：定义性别平等，应当根据法律、普世标准或指标，GII 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还是个体的主观感受？
因此，我们进一步调研了人们认为 “性别不平等” 的依据，发现了几个可能值得留意的信息。
几乎所有受调研者（98.4%）都发现过性别不平等现象。在性别不平等的依据中，最多人认可 “社会对男女有不同期待”、“许多性别歧视根深蒂固，很难被察觉”。女性比男性更关注性骚扰、家庭分工和女性就业问题。
2. 个人经历不同，影响对性别平等状况的判断。
九成女权主义者说自己受过性别歧视。在主动分享经历的受调研者中，性暴力和就业歧视是出现的高频词。
（1）90 后，女，女权主义者：
“从小受到的性别歧视不计其数。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差点被同村的男孩强奸，我靠机智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才逃过一劫，结果同村大妈暗示我不引诱别人也不会有事！从小受到的伤害仍在影响我”。
（2）00 后，女，女权主义者：
“15 岁时被高中男老师强奸未遂”。
（3）95 后，女，较为认同女权：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位中年女老师（也是学院的领导）不止一次表示，因为用人单位不喜欢招聘女性，所以女生就是不如男生。”
近年来，性别理论的普及也影响了许多人的性别观，被提及最多的影响性别观的关键词有：波伏娃、上野千鹤子、李银河等等。
很多女性则是通过社交网络，开始觉察到身边的性别歧视、厌女文化等，甚至经历了性别意识觉醒。
近六成的女性（57.8%）的性别观，很大程度受到社交平台的影响，仅次于个人经历、学校和家庭的教育。
3. 近四分之一男性认为 “男性处于弱势”。
在本次调研中，对于谁处于弱势地位，男女的认知也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只有 1.3% 女性认同 “总体上男性处于弱势”，而男性达到了 24%。
调研结果显示，八成（80.2%）男性同意 “男性也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近四成男性认为自己在生活中受到过性别歧视，而受到过性别歧视的男性更容易得出 “很不平等，总体上男性处于弱势” 的结论。
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结构当中，男性个体也很难免于某些伤害和限制，对男子气概的要求和对 “娘炮” 文化的打压、要求男性“养家糊口”、离婚诉讼中男性更难争取子女抚养权等等，都有可能让一名男性直觉上感到“不公平”。
但是，这是否能够说明男性总体处于弱势，或者说，男性才是一个被压迫的群体？
关于特定的遭受、伤害和限制，是否构成系统性压迫的一部分，学者 Marilyn Frye 在其论文《压迫》中列出了三条判断标准：
- 它是压迫性结构中的一部分吗？
- 这个封闭性的结构是否倾向于固化或削弱一个群体?
- 这个结构内的力量和障碍与谁相适应，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父权制社会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内在化限制有着本质区别。
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指出，社会期望男性具有男性气概，力量（甚至暴力）、竞争、扩张、荣誉。尽管代价是必须排斥具有 “女性气质” 的男性，换来的却是整个 “男人的集团” 获得尊重，同时确认、巩固了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顺从。
不仅如此，被统治者即女性，还会内化统治者的评价体系，以统治者的荣誉为荣誉，主动反过来满足 “男人高，女人矮”、“男人主动，女人被动” 等统治者 – 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元关系。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从概率上来讲 “普信男” 比“普信女”更多、为什么女性更容易陷入“容貌内卷”：容貌是女性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男性的。
于是，这里存在着一种封闭的逻辑：对男性的限制和对女性的限制，都是对女性压迫的一部分。
而在性别互动的过程中，对这些限制的服从或抵制，会导致相应的社会接受或惩罚，并进而生产出一系列新的行为。
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说，强调天然母职、家庭地位，看似是在抬高女性价值，实际上反而削弱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使得女性困在汉娜 · 阿伦特所谓 “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 的家庭中。
与此同时，女性内化这套评价体系，在意识层面也很难不归顺于 “女人味” 和“为母则刚”的本质主义话术。
反过来，男性被排斥于家庭、服务业，却并不会导致对男性整体力量的削弱。在此意义上，说男性处于弱势，可能并不符合社会现实。
4. 性别平等，我们可能有哪些共识？
在本次调研中，超过六成（63.4%）的受调研者认同 “当前，异性之间对性别问题的共识太少”，而女性（65.8%）和非二元性别者（62.1%）在这点上比男性（56.4%）更悲观。
女性的悲观和失望具体可能表现在：71.6% 的女性认为 “男性无法真正与女性感同身受”、24.5% 认为 “男性不可能真正成为女权主义者”；男性的比例则分别是 57.7% 和 18.9% 。
一名 95 后女性在问卷中分享了这种感受：
“有天晚上和对象下楼买吃的，遇到了好几个喝酒撒酒疯的，有一个人突然从树下黑乎乎的地方窜出来，我吓了一大跳，我对象表情就是 “莫名其妙，不理解”。这让我觉得，男女在某些方面是绝对无法互相共情的。”
对于男性对于当前的性别状况有怎样的责任，男女也有一定程度的分歧。有 22.5% 的男性认为 “历史上女性被压迫，和现在的男性没有关系”，只有 9.1% 的女性认同这一说法。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92.8%）并不认为 “性别平等会造成男性的损失”，在此意义上，性别平等的讨论或许仍有机会避免成为零和的 “性别战争”。
事实上，在一些此前已经有过大量探讨的话题上，例如女性就业、家暴、性骚扰、男子气概等，不同性别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基本共识。
但当前对隐性性别歧视的共识仍然比较少，女性和非二元性别对隐性歧视的敏感程度高于男性。有 18.9% 的男性经历过被别人说 “性别歧视”，但自己觉得没有歧视，比女性多出了近一成。
而在生活中，男女有着共同的困惑：对于如何促进性别平等，有超过半数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在线下识别、制止性别歧视，也并不容易。
回到个人
性别如何影响年轻人自己？
对于年轻人来说，性别可能是束缚，但不一定要取消。年轻人正在积极地探索自己的性别和性取向。
异性恋女性中，有 27% 怀疑过自己的性取向，或尝试在性取向上探索更多可能。作为参照，异性恋男性只有 12% 。
我们发现，在认同女性不平等的程度和探索性取向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认为 “女性处于弱势” 的女性，倾向于怀疑、探索自己的性取向。
据 BBC 报道，宾汉顿人类性学研究实验室在 2021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从 2011 年到 2019 年，大学女生中报告自己是异性恋的比例越来越小。
2019 年，65% 的女性说自己只被男性吸引，比 8 年前下降了 12% ，而男性中，只对异性有好感的比例则几乎不变。来自英国和荷兰等地的调查也有类似的发现。
研究者认为，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在女性的性别流动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今女性不必靠嫁给男性才能生活，于是，一部分人开始把探索性取向当作突破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方式。
而男性的性别角色却保持相对稳定，他们需要一个非常 “男性化” 的性别角色来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力，而异性恋就是一种表现。
除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话语，对于非异性恋群体来说，要争取更多的政治能见度，不能仅仅停留于主流群体的无视或默许。
有 29.4% 的异性恋反对 “对待 LGBTQ ‘不支持，不反对’”，而双性恋、同性恋、非二元性别的比例则达到了 50%、55% 和 56.9% 。
容易理解，作为主流的异性恋群体难以看到这种看似政治正确的论调当中隐藏的权力关系。
弱势群体为自己发声很容易被视作过度宣扬某种主义，这种忧虑 “矫枉过正” 的逻辑同等适用于女权主义和 LGBTQ 群体。
性别观成为筛选友情和爱情的标准，亲密关系中 “避雷”> 改变。
对于当代年轻人的亲密关系来说，在性别观念上与其奢望改变对方，不如互相 “避雷”。
伴侣和朋友在所有影响性别观的因素中，排行最末（37.1%）。但当问及性别观点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筛选标准，亲密关系最高，近七成。
而在此前的爱情观调研中，我们也发现，近半数的人会因为难以接受对方的政治立场、性别观念而不和一个人谈恋爱。
可以看出，在当今的性别大讨论下，性别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对于人的区分标准。
[1] 澎湃：是什么词条让知乎网友改了 3522 次？https://mp.weixin.qq.com/s/Hhc8cZfuPBqW69-v2t6qjQ
[2] 朱迪斯 · 巴特勒：《性别麻烦 :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
[3]Frye, Marilyn. 2000.Oppression. In Lorraine Code (ed.), Encyclopedia of Feminist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4] 皮埃尔 ·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5]Why more women identify as sexually fluid than men:https://www.bbc.com/worklife/article/20210610-why-more-women-identify-as-sexually-fluid-than-men.
[6]With ‘I Hate Men,’ a French Feminist Touches a Nerve：https://www.nytimes.com/2021/01/10/books/pauline-harmange-i-hate-men.html.
[7]Pauline Harmange’s Controversial’I Hate Men’ Takes on Blind Privilege:https://www.popmatters.com/pauline-harmange-i-hate-men-2650556008.html.
[8]Worldwide Optimism About Future of Gender Equality, Even as Many See Advantages for Men: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4/30/worldwide-optimism-about-future-of-gender-equality-even-as-many-see-advantages-fo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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