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岁入】
两宋的财政岁入，基本上都保持一亿（贯石匹两）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贯石匹两）——这个数目并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比重超过了50%。
作为对比，明末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其中税监搜刮的工商税每年只有四五十万两）。
【财税结构】
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
作为对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
【外贸收入】
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
作为对比，晚明的隆庆开关，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铁产量】
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7.5~15万吨，国内学者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
作为对比，到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18万吨。
【货币发行量】
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
作为对比，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10万贯左右。而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
【城市人口】
北宋东京有26万户，以每户6人计算（这是保守的估计），26万户即有156万人之众。另按赵冈先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的推算，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南宋临安的总人口“应有250万左右”。
作为对比，宋代那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欧城市，人口不过10万，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马士革，人口也不过50万，相当于唐代的长安。今日开封市的市区人口，也才80多万。
【城市化率】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如果以1亿人口计算，即有超过2000万的宋朝人成为城市居民。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
作为对比，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
【农业产量】
葛金芳教授认为，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在4000斤上下，跟1984年每个劳动力产粮4379斤的水平大致相当。另据宋史学者方健的推算，在江南，每个农户可以养活2.35个五口之家，粮食商品率达40%。当时民间有谚：“苏湖熟，天下足。”
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
【劳动力报酬】
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一名宋代底层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这个水平线上下浮动。
这个收入水平相当于明朝一位知县的月俸。另据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的统计，明代城市佣工的日工价以30文为常价，农村佣工则以20多文为常价。到清代时，日工价才回升到50~70文。换言之，一名宋代佣工的收入，相当于一名明代佣工加一名清代佣工的收入。
【人均收入】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另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的估算：宋朝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这个水平超过了被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晚明人均国民收入才2.88两）与所谓的大清“康雍乾”盛世（人均6.45两）。
来自： 我们都爱宋朝
更多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