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的世界影响力正在发生自西向东的移转——这几乎就是罩在我们时代头顶的咒语。人们有如此之多的机会去听到它、谈论它，多到它似乎变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而那些来自西方的“权力”，绝大部分都被中国吸收了；于是，影响力移转的话题又总是与中国崛起的讨论如影相随。无数次地人们断言：中国正在通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飞速前进；至于它对世界的统治，就只剩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由哪些要素构成？中国是如何运用自身的影响力的？中国发挥影响力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目的？即使众说纷纭，问题仍处于亟待解决的状态。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庞大、经济增速显著；然而，单凭这几点就认定，它一定具有统治世界的意愿和能力，这显然是武断的。
不可否认，近30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带给了中国惊人的经济规模。现在，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的债权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同时，按某些标准衡量，它还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加工厂。中国拥有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其外汇储备规模高达3万亿人民币，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中国还是全世界铝矿石、铁矿石和铜矿石的最大消费者。
但是，正确评价中国的经济成，必须结合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百年前，在美国快要成为超级大国的时候，它已经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位子上稳坐了10年；那时，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是当时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和英国之和的两倍。经购买力平价调整以后，中国现今的GDP只占那时美国的三分之二（按名义利率算，约低了一半）；且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会被人为放缓。
进一步说，一百年前，美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世界最高的，比它最大的对手英国高出10%。经购买力平价调整以后，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只占美国当时水平的六分之一（按名义汇率算只占十分之一），世界排名约到第90位。与那时的美国相比，中国仍只是世界上相对贫穷的国家。
况且无论怎样，经济规模都无法自动转化为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日本的经济实力在1980年代也达到了顶峰；但它的这种经济优势从来没有被转化成为与之等量的政治或外交影响力，更不用说是领导力了。两个世纪以前，中国也曾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一国的GDP比整个欧洲大陆都高，但那时的中国却是与世隔绝。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既有中国自身的崛起，又有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经济优势和道德权威两方面的削弱。当欧洲自身出现了经济麻烦又指望中国施以援手的时候，中国是不会再如从前一样，让西方像老师教训学生一般，对自己的行为指指点点了。
中国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平稳过渡和西方经济的弱点，共同激发了中国的国际自信心，甚至有时，它还会表现出一点狂妄。从G20会议上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到IMF和世贸组织，无论是在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中，北京都更加大胆地对自己的立场加以坚持。如果说中国曾经有过迫于外来压力而改变政策的时候，那么现在，这种现象也显著减少了。相反，中国开始通过经济手段向比自身更小的国家或有价值的国家施压。
然而在实践中，中国为实现单纯政治目的而对其经济影响力加以利用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且即使中国有打算这样做，结果也常常不遂人愿。在大部分场合，中国的表现都更像是个不愿出钱的出纳员：比起利用其经济实力换取地缘政治上的优势，中国显然对其出资能否实现相应的回报，更加在意。
近期，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欧元区的借款请求，中国的表现也相当冷静。它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应将严肃认真对待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放在首位。同时，比起从IMF获得直接支持，中国更偏好于保有那些能方便自身在未来获得IMF金融支持的渠道。中国的所言所行与到处咆哮、耀武扬威的超级强权者相比，区别甚大：中国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投资人，它时刻担心会被卷入混乱一团的政治金融雷区，并急切希望由他人带路。
只有在国内产业政策领域，中国曾经尝试利用其经济上的影响力，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中国一直努力向外国公司施压，强迫它们用手中的专利技术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并利用全国技术标准为本土企业增加优势。但是，这类政策目的也是获取商业回报，与政治关联不大。
毫不情愿的全球事项安排者
对于所有超出自身领土范围的事项，中国力量的主要特点就是防御性——中国力量是用来说“不”的。当今，贫穷的债务国多于富有的债权国，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需要中国的最后一票赞成才得以实现，因此，中国的这一特点，绝非无足轻重。但对于国际事项安排，中国却尤为谨慎——且西方阴谋论和国内民族主义越是喧嚣不止，中国的态度就越是如此。
这种谨慎来源于邓小平在国际事务上所做的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虽然在外交领域，北京近期的所作所为与这一至理名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特别是2010年，中国对东亚邻国的态度越发强硬、几乎走到了上述指示的反面，但在经济金融活动中，这一方针得到了一如既往的有效执行。
在外交上，中国确实需要面对反复发作的民族主义，但每逢这种民族主义与经济活动中贯彻始终的理性主义正面交锋，后者总是占了上风。中国的领导人心知肚明，武力恫吓和边缘政策一旦失控，反效果就会立即显现：一旦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陷入危险，国家的繁荣福利也就唇亡齿寒，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也会岌岌可危。
在谈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时，人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很多关键性领域，中国需要西方，更甚于西方需要中国。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产生需求并促进增长。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输出地，吸纳了约占中国总出口五分之一的商品；但在中国的进口中，大约只有十分之一来自欧盟以外的地方。虽然抓着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巨大盈余问题、吹毛求疵的西方政客仍大有人在，但它其实只是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证据之一。
从整体看，正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引发了其策略上的谨慎性。中日关系反复紧张，北京方面屡屡包容，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可以从日本获得极富价值的先进技术、生产资料和投资。与此类似，对于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汇率政策制造的制裁压力，中国也是精细设计并熟稔运用了其极为擅长的回避策略，加以化解。中国公司跑遍世界、收购资产，中国政府却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竭力避免任何莽撞、激进之举，以防像2005年优尼科收购时出现的政治反弹。
中国一贯不愿利用经济影响给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制造威胁。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于2010年。那时，为了报复日本逮捕在争议水域作业的中国渔船船长，中国作为稀土资源的唯一出口国，下令禁止了对日的稀土出口。这到底是一次独立事件，还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转向激进的前兆，尚不可知。但可以确定，这一事件的发生，没有阻止中日韩三方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的脚步，中日双方就货币合作的可能所展开的探讨也没有因此中断。
投资3万亿，进退维谷
在中国的世界影响力问题上，国际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金融资源，尤其是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的外汇储备被作为经济实力的象征被反复提起，人们由此认为，中国开始成长为世界舞台的重量级人物。
但上述观点显然无法得到中国富裕阶层的认同，中国的大部分富人对未来的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都有显示，每年富裕的公民个人都会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而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百万富翁中，超过半数都想移民国外以获得更好的生活。
与常识相反，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是中国经济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可以算成是经济表现被政策扭曲之后的产物。本世纪初，净出口收入和资本流动使得中国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累积了大量的盈余，中国外汇储备价值也随之膨胀。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还是结构性的，即中国的国内储蓄长期高于投资。换言之，国家收支盈余是在压低国内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取得的。
导致中国高储蓄的原因也有很多，比如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政府无力向国有企业征税和取得分红、政府自身储蓄率过高等等。北京对这些也问题了然于心，但改变只能循序渐进。
对中国自身建设而言，外汇储备不过是一堆死钱，它对国内的繁荣没起到半点作用。事实上，中国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因为一旦它们被兑换成为人民币，就会抬高国内的通胀水平和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压力——而这二者都不是中国政府喜闻乐见的。于是，中国政府只得将它们用于海外投资。
可是，想为这3万亿人民币找到东家，也并非易事。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规模或流动性以吸收这巨额的财富，且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西方。进一步说，身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参与者，中国很难在摆脱损失风险的情况下实现投资的快速转换。于是，政府投资海外，又常常招致国内民主主义者和来自共产党党内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者把中国的外汇储备视为一种宝贵的遗产。
进退维谷的矛盾，因欧元区危机的爆发愈发尖锐。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有约占四分之一是以欧元标价的，欧洲统一货币的康健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中国显然不愿意因为支持那些困境中的、甚至是濒临破产的国家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在那些欧元区成员国的邻国都竭力避免购买它们的主权债券时，中国也肯定不愿意再次扩大购入规模。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中国是危机下的掌控者，不如说它是危机中的牺牲者。它所面对的都是只能限制其操作空间的尴尬选择。
为了找寻出路，尤其是为了降低自身对美元的依赖，中国已经着手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这些努力包括：挑选出的特定贸易伙伴，用人民币为彼此的双边贸易融资提供支持（主要针对中国的进口业务）；在香港发行首支人民币债券“点心债”；授权给一些日本投资者，允许他们购买一定限额的中国国内债券。
其实无论怎样，只要中国广泛的资本控制使人民币仍保持在不可兑换的状态内，那些旨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措施的效果如何，就很难弄清。今年四月，中国扩大了人民币的浮动空间，这是迈向人民币自由化的、实验性的第一步。然而，中国的金融系统原始而僵化；倘若没有事先的彻查和现代化的实现就冒然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一体系将迅速发生腐化。借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向既不情愿又处于分裂之中的中国领导层施压，迫使他们发动新一轮改革，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扭转严重的制度扭曲——或许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者的真正意图。
果真如此，他们仍将面对巨大的障碍。最明显的阻力，来自于现行体制下受益最多的利益集团，包括地方政府、坐享利差的国有银行以及能轻轻松松从国有银行能获得优惠条件的国有企业。政治阶层内的保守派也会大声反对，他们声称，金融自由化不仅会动摇整个经济，还会对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能力造成威胁。
其实，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早就超出了金融范畴。事实上，在今年年末领导层换届之前的党内激烈斗争，就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展开的。这一争斗，结局难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撼动世界，而非塑造世界
三十年来，全力实现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和迅速发展，构成了贯穿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主线。这一思想使得中国更加着力维护对外关系的稳定性，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稳定；与此同时，它尽可能避免与复杂国际事件发生纠缠，并把国际领导的位子留与他人。
这一策略确保中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的解决上，较好地服务了国内发展。但是，它还使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对待上，养成了一种不流于俗的态度：极为看重国外现状的稳定，并尽可能降低国外破坏事件对国内的影响。除了来自他国的尊敬和国内急需的自然资源，中国对世界还有哪些要求？答案尚不明了。显然，北京更善于告诉世界它“不要怎样”，而非传达它“需要怎样”。
与此一脉相承，中国外交也被那句利己色彩浓厚的名言——“不干涉他国内政”——支配着。中国对他国的影响，尤其是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并非基于“软实力”，而是“硬实力”：货币、投资、商业活动以及资源取得的承诺。
进一步说，除了被世界排斥的缅甸和朝鲜，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盟友，这一点与美国大不相同。中国的意图总是引得多方猜测；即使是对 “金砖四国”的其它三国，中国的态度也与对别国毫无两样——正因为此，金砖四国才无法联合推举出一位世界银行的行长候选人。金砖四国峰会于三月举行。会上，四国会就组成自己的发展银行和在IMF中相互联合的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也是考验它们口中的团结是否货真价实的好机会。
上述种种，无不勾勒出中国独来独往的国际形象：对于它国的行为，只要不是直接的冒犯或者明显关涉国家利益，它总是刻意回避、负手而立。倘若中国真有领导意图的一国，那它选择的位置怕是最狭窄、最没有前途的了。
话虽如此，问题从来就不在于中国是否有野心、或有能力去领导世界。问题的关键，是它还能否继续逃避它本不愿承担的国际责任。当然，还有其承担责任的执行力问题。
事实是，它很可能无法逃避。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中国的行动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响；中国对海外资源、能源、技术与市场的依赖，也使它不得不去承受那些发生于中国领土外的政治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当中国利益可能因中东的暴力性政治动乱而在顷刻之间毁于一旦时，想要继续那种一面投机取巧地为它国“大开支票”来获取本国经济利益、一面在外交上大打擦边球的做法，可能更加困难。中国与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之间具有巨大的利害关系，这也会为中国对这一体系的巩固带来动力；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尤其如此。
上述挑战的解决要求中国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这一决策的过程比中国所习惯的更困难、更复杂。为了做出正确的选择，除了制定因时制宜的短期策略和满足对资源即时需要，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还必须具备更宽广、更长远的视野。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已向世界表明，它能为世界秩序带来震动。但中国能否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我们仍旧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是欧洲政治经济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译者：盛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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