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投资需求快速上升而资本供给趋紧的阶段。报告数据显示，为实现基本发展目标，全球每年需要新增约占全球GDP5%的投资规模，而低收入国家的融资缺口约为GDP的8%。未来十年这一资金需求将达到数万亿美元级别，显示出全球发展融资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投资一直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中，自2000年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约三分之一，对潜在产出增长贡献超过一半。同时，资本积累推动技术扩散和生产率提升。然而收入收敛进程已明显放缓。若剔除中国因素，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收入仍仅约为发达经济体的9%，低收入国家甚至长期停留在约1%的水平。
2000年代曾是新兴经济体投资扩张的黄金时期。2000至2009年投资年均增长约10%，但全球金融危机后明显放缓。2010至2024年投资增速降至约5%，仅为此前的一半。同期私人投资增长从12%下降至约7%，公共投资增长从10%降至约5%，反映全球需求、金融环境与政策不确定性共同压制资本形成。
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出现显著回落。2000年至2008年，新兴经济体FDI流入从约1600亿美元增长至接近8000亿美元，占GDP比重接近5%。但到2022至202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约2%。更值得注意的是，FDI高度集中，超过三分之二流向仅10个国家，其中中国约占三分之一，而低收入国家仅获得约2%的流入。
投资加速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放大效应。过去70年共有115次投资加速事件发生在59个发展中经济体中。期间投资增速通常从约3%跃升至10%以上，人均GDP增长率翻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至原来的四倍，同时出口和就业显著增加，表明资本形成具有明显的结构转型效应。
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约75%的投资来自私人部门，但公共投资占GDP约7%，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的4%。同时FDI流向服务业的比例从2000年代初的45%提高至约65%。然而无形资产投资仍明显不足，发展中经济体无形投资占比不足10%，仅为发达经济体的一半。
从长期趋势看，全球经济正面临“投资减速与需求扩张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若投资增长无法重新提速，新兴经济体可能陷入长期增长停滞与收入收敛放缓。但历史经验显示，通过宏观稳定、制度改革和贸易金融开放形成政策组合，仍可能触发新的投资加速周期，从而重启增长、就业与技术扩散的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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