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线城市研究室:中国大学城的南京样本

大学校园是承载一个人青春记忆的地方,但对2007年入学就读于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孙经纬和他的同学来说,这份记忆割裂成了3块。

入学本科5年期间,他搬了两次宿舍,换了3个校区——大一大二在浦口,大三在仙林,大四大五在鼓楼。这3个校区分布在南京的不同位置,以位于市中心、历史最悠久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为参照,浦口和仙林两个校区分别位于它的西北方向15公里和东北方向18公里处。

回忆起2009年第一次换校区,孙经纬用了“壮观”来形容。盛夏的7月1日和2日,南京大学专门从公交公司调来了100辆公交车,近7000名即将升入大二、大三的学生与他们的行李分成4批由浦口送至仙林。南京长江二桥为此还专门打开了一条军车专用的绿色通道,方便这支浩大的队伍过江。

在这次大规模的集体搬迁结束后,南京大学使用了16年的浦口校区整体转让给了独立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南京大学的所有本科低年级学生从那一年开始直接在仙林校区入学——孙经纬他们成了最后两届在浦口校区度过新生生涯的南大人。

这场折腾的校区平行迁移影响的不仅仅是南京大学,它也意味着南京三座大学城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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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两所“985工程”大学、8所“211工程”院校的南京是优质高校资源最丰富的新一线城市,每万人口中就有987人是高校在校学生。但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也意味着可供高校使用的土地资源有限。早在1980年代,受南京主城区内的校区用地紧张所限,多所高校就已经陆续在城市外围开发新校区。这一轮建设,从空间上形成了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在浦口,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在仙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河海大学在江宁的局面。它们分别从城市的北、东、南3个方向环抱主城区,构成了日后南京三座大学城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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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开启了大学扩招的序幕,也将很多大学用地不足的尴尬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使得中心区的土地日渐饱和,高校已几乎不可能扩建位于市区的老校区。在这个两难的背景下,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新建大学城,集中安排高校,成为很多城市的解决方案。南京的仙林大学城和江宁大学城,以及上海松江大学城、广州大学城等都是2002年前后新建的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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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的波士顿、硅谷以及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围绕知名大学自发生长出来的大学城不同,中国的这些大学城多数都是在距离主城区遥远的土地上,从头规划、全拆全建的。在起步时,它们所在区域的共同特点是交通极其不便,周边荒凉,几乎没有商业配套。但相比其他类型的新城开发,大学城可以带来的人口和经济红利是更容易预期的——高校扩张属于刚性迁移,自学校建成招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人口导入,在此基础上的商业、地产开发等带动自然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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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张青杰至今还记得自己2002年刚来到仙林时的场景,“那时候这里算是郊区县,从新街口过来要花一个多小时,转几趟公交车。除了牧场和果园,周边什么都没有。”

过去是一片农牧场的仙林大学城彼时正在经历第一轮开发,由当地企业江苏亚东建设集团牵头,规划了一座18平方公里的新城。亚东的策略是通过引入高校来增加区域的知名度,等拿到土地开发的溢价收入后再进一步完善基础建设,引入更多的高校。1996年,它成功地吸引到了正在寻找新校区的南京师范大学,并在1999年完成校区建设并投入使用。但以企业为主导的新城开发进展缓慢,到2001年年底,仙林引入的高校也仅增加了南京财经大学和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两所。

政府的力量在这个时候介入了进来。2002年2月,仙林大学城管委会成立,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全面负责大学城的规划建设与运营,开始对这块47平方公里的土地做统一规划和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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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之初,仙林大学城共开展了13项宏观规划和40多项细部设计,投入规划的资金达到了七千多万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仙林大学城在2002年耗资8.9万美元邀请了全球最大的生态公司——美国易道公司设计仙林大道的生态景观。易道公司提出了“将城市建于自然”的理念,把这条长10公里、路幅宽度达140米的东西向主干道设计成了在公园中穿行的生态大道,这在当时大学城的规划中非常先锋。

这些高标准的规划设计在后续十几年中没有大的调整,几乎全部从图纸落到了现实中。在实际建设时,仙林也保留了对自然景观的尊重,很多小区都面向山体而建,使得大学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望见紫金山。

开发速度也提了上来。到2003年年底,成立不到两年的仙林大学城已经完成了主要规划和对1.5万户、5万名原住民的拆迁安置;到2005年年底,所有的骨干路网全部建成,大成名店公园等配套商业设施也已开业。

事实上,高效的建设与仙林大学城高规格的定位直接相关。在南京,仙林大学城是第一座江苏省和南京市共建的大学城,并且仙林大学城所在的仙林地区是南京规划的3个新市区之一,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明确要求“以大学城的建设带动新市区的发展”。仙林大学城的资金主要来自南京市的两条优惠政策:土地出让金扣除国家和省市刚性计提后全部留在地方滚动发展,建设规费收入亦是如此。

相较而言,江宁大学城则由江苏省教育厅和江宁区政府共建,由江宁开发区下属的江宁科学园(2012年改称为江宁高新园)管委会负责具体的开发管理,管辖级别较低。而浦口大学城虽起步最早,但在长期的开发过程中,一直没有统一的建设和管理部门,各个学校的分布也较为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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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人眼中,位于江北的浦口大学城存在两个先天的“缺陷”:过江交通的不便和过去发展化工行业留下的污染。在2001年南京长江二桥通车之前,往返两岸的交通方式只有南京长江大桥和轮渡两种。由于大多数教师早已在主城置业,每天到了下午四五点便会下班返程,大学城里几乎就只剩下了学生。在南京工业大学任教的程佳佳现在依然每天往返于江北的学校和主城河西的家,她认为后天配套的缺失也是造成江北人气不足的重要原因,“没有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很难留住教师。”

回顾过去,浦口曾占得先机。1980年代末,江苏省力推江北发展,希望以优势高校资源的入驻带动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这两所南京最好的高校分别在1989年和1993年入驻浦口。然而它们留在浦口的时间都没有超过20年——在南大迁往仙林前,东南大学已在2006年将主校区迁往了江宁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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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浦口前往仙林的时候,孙经纬感慨终于从一个“区位差、条件差”的校区来到了一个“区位偏但条件好”的校区。然而孙经纬不知道的是,在南大校区整体搬迁的背后,校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决策过程。

在仙林大学城成立之初,入驻高校名单统一由江苏省政府决定,不过像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这样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并不在此列。想要引进最好的高校,需要大学城自己去争取——对于高规格建设的仙林大学城来说,如果不能至少引进一所985高校,它就很难称自己是全国一流的大学城。

而仙林也确实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在仙林大学城的邀请下,长期受到浦口校区与鼓楼校区交流不畅、教师不愿意留在浦口等问题困扰的南京大学在2003年4月将新校区的建设纳入议事日程。当年12月,南大组织了六百多位中层干部和教师代表投票,投票结果是多数赞成去仙林建新校区。但随后全国针对大学城建设的土地政策收紧,仙林大学城原先预留的土地也存在产权隐患,南大的仙林校区项目便搁置了下来。2004年5月改变了征地计划后,南京大学组织中层干部和教师代表分3天到仙林考察,并再次投票。最终做出搬迁决定已是2006年9月,南京大学成为仙林大学城12所高校中最晚入驻的一所。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部分入驻仙林的高校都在2002年开工建设,并于2004年至2005年间启动招生,南大比它们足足晚了4年。

这4年间,随着大学城人口从2万迅速增长到15万,配套缺失的矛盾开始变得突出。很多学生一到周末就去了主城,没有教师宿舍的老师也是下了课就离开,到了寒暑假更是显得空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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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校教师配建教师公寓的计划最早于2005年启动。首批2000套住宅由政府主导推出,由各学校分配具体的拿房名额,以大约4000元/平方米的成本价定向供应给老师。当南大来到仙林以后,由于首批教师公寓已分配完毕,这所学校选择了自己成立公司,以参与土地拍卖的方式拿下学校正门仙林大道以南的地块,建成了可容纳四千多户的教师公寓南大和园。此后,南京邮电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也走上了自建教师公寓的道路,它们选择的是和企业合作的模式:以学校的名义拿地,企业出资建设,学校为教师团购买房。

现在,仙林大学城的教师公寓共有四大片区,建筑面积达到一百多万平方米,按户均100平方米计算,约有1万户教师居住其中。加上很多教师早期已在东方天郡、亚东城和香樟园等商品房楼盘置业,“住在仙林”的教师队伍开始壮大。

兴建教师公寓的过程中,仙林大学城还引进了优质的基础教育——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2002年,刚成立不久的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就主动引进了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和南京国际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是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它来到仙林后设立了小学部、中学部和国际高中部。南京国际学校则面向外籍人士招生,吸引了一批外企高管搬到仙林居住。此外,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金陵中学这两所南京市教育局直属名校也在仙林开设了分校。

名牌中小学的入驻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仙林房价与房租的上涨。在确定为金陵中学仙林分校的学区房后,南大和园的房价从4000元/平方米一路上涨至3.5万元/平方米,如今已是仙林价格最贵的公寓楼盘之一。而面向全国招生的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和南京国际学校也带来了大量住宿需求,周边部分楼盘的租金甚至超过了市中心新街口。这些高质量标杆性中小学的引进,对大学城的吸引力提升效果不亚于引进一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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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程佳佳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应。南京的三座大学城几乎都是从一片空地上兴起的,在高校人口刚性迁移的背后,“留住人”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工程。用全面的商业配套和稀缺的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将教师和学生留下来,仙林由此跑在了最前。

当孙经纬那一代南大学生在2009年来到仙林的时候,这里的各方面配套已经渐成气候。大学城核心区的商业设施基本建成,前往市区可以选择中途只停几个大站的D1快车,40分钟便可到达主城。到2010年5月,直达新街口的地铁2号线也建成通车。与地铁同步开通的还有一系列3字开头的公交接驳环线,在大学城里它们被称为“公交微循环”。这些环线负责将仙林居住区、学校和商业区的人流依次“收集”起来,运送到大学城内的各个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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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林大学城管委会成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住宅、商业、交通等一系列配套都已投入使用,更多人开始搬到仙林大学城居住。仙林的地区总人口从15万人增加到了40万人,而其中在校师生的数量仅在15万人的基础上增加了1万人,这种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仙林一年四季都有活跃人口,仙林大学城作为一个城市新区的功能已日渐丰满。

但对于学生来说,仙林还无法满足他们学业所有阶段的需求。很多与孙经纬一样在多校区大学就读的本科生都曾经历过类似“两年新校区、两年老校区”的就读体验,这一方面是为了分流学生、平衡各校区的使用率,另一方面也方便高年级学生回到主城实习和寻找就业机会。

第二次搬校区是孙经纬他的和同学更期待的,这一次是从仙林回到鼓楼——往后的日子构成了他5年南大记忆中的最后一段,也是最喜欢的一段。

作为一座使用时间超过60年的老校区,鼓楼校区在很多南大人的心中充满分量。对内它是南大治学历史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载体,而对外,市中心的位置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学生一出校园就能便捷地到达城市各处。回到鼓楼后的孙经纬开始实习,与他同期回到鼓楼的同学也都在市中心的公司或老师的实验室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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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仙林校区在2012年正式取代鼓楼校区,成为南京大学这所百年名校的主校区,但仙林周边企业少、就业机会少的事实依然无法使它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实习和就业机会。在留住人才的问题上,仙林目前留住了老师,但还留不住学生。

这也是仙林大学城下一阶段发展的痛点所在。经过10年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这座大学城在教师和学生之外,已经吸引了一批有置业居住需求的居民和相关的服务业从业者。但要谋求更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它需要更像一座功能完整的城市。

在大学城的基础上向科技城转变看上去是一条捷径。而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到的事情,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有一个固定的名词:产学研一体化。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大学教师和学生需要一个活生生的,和社会有真实联系的校园,而不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与现实脱节的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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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仙林大学城2008年就开始筹划这件事了。从那时开始,南大科学园、生命科技园、紫东创意园和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4个园区的陆续启动建设。仙林大学城管委会的计划是,先把硬件的部分准备起来,在园区中引入一些专注于做研发与转化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产学研结合的角度出发,它们还拒绝了加工制造型企业的进驻,并要求园区内的企业研发最多做到中试环节,不得从事生产。

2012年,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加快仙林大学城向仙林科学城转型提升的意见》的文件,提出要在以仙林大学城为核心生活圈的基础上,鼓励创新创业,促进地区的产业发展。

在这份文件的推动下,仙林大学城开始将产业布局的重心从园区建设转移到了企业招商上。作为一座基础建设和人口导入都已经做得不错的大学城,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在2012年时就曾面临了一次团队危机,“搞城建是我们的强项,但要说产学研合作,我们团队里没有人懂这个东西,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连人才储备也没有。”张青杰说,面对转型科技城的目标,仙林大学城管委会的全体人员集体去了北京中关村、上海杨浦区以及杭州、苏州、常州等城市学习经验。

北京中关村和上海杨浦算是中国为数不多依靠优质的核心高校资源,自然生长出来的大学城,也是在大学城向科技城方向发展上最成熟的两个区域。临近北大和清华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已经超过30年,是现在最接近“中国的硅谷”概念的区域;而上海杨浦区围绕百年历史的复旦、同济等高校发展科技和创新类产业园,成为上海最具创业氛围的片区。与2000年前后规划形成的中国大学城不同的是,它们的产业发展已经不再需要完全依赖高校在校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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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仙林还无法做到的。考察回来后,大学城管委会结合仙林的实际情况,对几个产业园引进的企业类别做了明确区分:南大科学园以节能环保、电子信息为主,生命科学创业园以生物医药、生命类产业为主,紫东国际创意园支持文化创意类产业,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则主要引入软件外包和服务企业。目前入驻仙林大学城的这4个园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家,每个园区都有可免费使用的孵化器和创业苗圃。

其中,南大科学园由南大和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合作共建,今年5月由国务院确定的南京大学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就落户在此。园区主要吸纳大学生创业、高校教师科研成果转化等团队,并提供政策与资金的扶持。

三生万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最早入驻南大科学园的企业之一。在南大科学园常务副主任谢晓燕看来,它是大学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完成成果转化、走上产业化道路的典型。三生万物公司的董事长麻浩是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他从2003年起从事荒漠生态治理技术的研发,并在2014年发明了一项名为“设施防护管育苗与机械化移栽一体化荒漠造林”的新技术。这项技术能降低造林的成本,并将荒漠树苗的成活率从5%提升到70%。凭借该技术,三生万物开发的产品已在新疆、内蒙和甘肃等荒漠地区做了示范推广,准备大规模推向市场。

在南大科学园工作多年的谢晓燕认为,产学研结合的成功模式之一是“当市场上出现某一方面的技术需求后,拿着这个需求去寻找匹配的科研团队”。而麻浩的技术正好是基于实地需求的定向研发,比起一般的实验室研发具有更高的商业转化成功率。而依据扶持政策,南大科学园为“南京市321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麻浩和他的公司提供了200万元扶持资金、3年免房租的优惠,以及代为申请各项政府补贴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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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程学院材料工程学院的教授韩冰也有过自主创业的经历,如今又回到学校的科技与产业处担任副处长,主推产学研合作。在他看来,高校教师创业最缺的3样东西是:资金、经验与人才。说得更直白些,教师除了拥有技术本身,几乎欠缺其他所有的创业要素。

与仙林大学城类似,南京工程学院所在的江宁大学城这两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平台和孵化器,为来自高校的创业者们链接这些要素。韩冰本人就是孵化器“材智汇”的一名创业导师,这是一群由新材料化工领域的专家教授组建的平台,为领域内的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配备职业经理人,并给予创业辅导与资金支持。

但从大学城经营者的角度看,这些在各自专业领域实现的产学研融合从人才引导到众创氛围都还没有成气候。“如果有一个平台既可以了解高校里的哪些研究项目可以转化为技术和产品,同时也了解企业最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维系科技城运转的链路就打通了。”张青杰说。理想状况下,这有点像是硅谷的模式。

仙林在2011年成立了仙林科技城发展联盟,希望将它搭建成一个承担信息互通功能的平台。不过在高校的行政体制框架下,这个平台的角色有些尴尬,也没有真正运转起来。多年来在“唯论文式”的高校职称考核体系下,教师参与科研成果转化的动力一直不足。即使在国家层面力推双创战略的导向下,出现了“允许高校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适度地兼职兼薪”等开放性政策,高校教师要真正将研究成果应用到产业经营,还要面对从原创技术到工程技术的转化、技术入股的纳税问题等诸多障碍。

仙林大学城正在尝试通过更多的方法将产学研一体化的基础工作继续推进下去。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在2014年组建了科教服务处,启动了针对高校产学研合作上的基础条件及需求的摸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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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这座14年里从无到有吸引了40万人居住、生活于此的大学城,16万高校师生仍将是它最大的创造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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