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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化 | 我国经济发展中合意消费率与合意居民消费率确定与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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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IT数据中心微信账户:i199IT

笔者借鉴钱纳里关于消费率的分析方法,利用PWT 7.1提供的32个OECD国家和13个亚洲国家或地区1951年到2010年PPP(购买力平价)下的相关数据,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及相关模型研究,发现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开放度呈负相关,与各国或地区居民消费率滞后一期呈正相关,政府消费率与PPP下的实际人均GDP呈负相关,与政府消费率滞后一期呈正相关,这与钱纳里分析模型认为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受相同因素影响不同。笔者指出我国1981年到2010年的5个时间段的平均消费率、平均居民消费率同相应时间段的合意值相比大部分时间段是偏低的,并预测出我国2011-2016年消费率、居民消费率的合意值分别为50.26%和36.85%。

一、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出现大幅下降。对于我国当前一段时间的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是否偏低,学术界曾经有过争论[1]。少数学者认为,仅仅依据国际比较来判定我国消费率偏低是不科学的,判定消费率高低只能依靠我国宏微观经济运行状况来判定。表面上我国消费率同其他国家相比偏低,但它是均衡的[2]。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1993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偏低,这似乎已成共识[3]。这些学者作出这种判断,是基于改进的钱纳里模型[4],是基于国际比较[5],是基于纵向比较[6]。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在高增长拉动高投资,高投资进而推动高增长的经济背景下,整体消费率偏低,甚至某些年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是非常正常的[7]。这种观点实际上隐含着外需充足这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根据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有关消费的基本理论,笔者拟利用PWT 7.1(Pennsylvania World Table 7.1)提供的45个国家或地区195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及相关模型,探讨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合意消费率、合意居民消费率,并对其未来若干年的情况进行预测,且以此合意值为标准建议政府采取有效政策对我国消费率、居民消费率进行调整,以改善我国最终需求结构,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科学发展。

二、文献述评

许多学者就定量探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合理消费率、合理居民消费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归纳起来,这些探索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通过数理经济模型来计算合理的消费率。荆林波、王雪峰(2011)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方程推导出消费率决定理论模型,应用该模型测算了1991-2008年中国理论消费率及消费率合理区间,并指出我国2010年理论消费率在开放条件下为53.56%,在封闭条件下为56.87%[8]。谭小芳、王迪明、邹存慧(2006)从索洛模型中的生产函数和拉姆齐的无限期界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中得出了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k和平均消费c的动态模型,提出我国目前合理的投资区间为31.0%~32.9%,合理的消费区间为66.2%~67.4%[9]。乔为国、潘必胜(2005)在建立一个确定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合理投资率模型的基础上,估算了我国合理的投资率及相应的消费率,认为在当前我国所有制结构下,合理投资率不应超过32.4%,消费率不应低于67.6%[10]。这些数理经济模型表面上看起来很科学,但其基本方程往往需要借助若干难以实现的假设,因而在现实性上大打折扣。第二类是利用经典的计量经济模型来计算合意的居民消费率、合意的政府消费率,从而计算出合意的消费率。晁钢令、王利娟(2009)在钱纳里模型的基础上,分别调整了人口变量、净资源流入变量,并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对钱纳里消费率标准值进行了相关修正,分别得出了2000年、2004年、2007年我国私人消费率、政府消费率的标准值[4]。但是,他们认为影响私人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的因素均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口数、净资源流入、时间及通货膨胀的观点是欠妥当的。因为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的主体分别为私人与政府,两者消费的目的和动机不同,影响两者消费的因素当然不同。第三类是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计算合意的消费率、合意的居民消费率。蔡跃洲、王玉霞(2010)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就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外向型程度、上期消费率等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用我国的数据进行了验证。他们认为,我国合意的投资率区间为40%~45%,相应的消费率为55%~60%[11]。但是,他们未将消费率分解为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两部分,而直接将消费率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笔者认为这样做同将其首先分解为两部分然后加总起来计算相比,后者更准确一些,因为后者通过分解,弄清了消费率两个来源部分的具体影响因素并依此进行计算。袁志刚(2011)利用PWT 6.3的数据(该数据库数据时间截止于2007年),以居民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得出3点结论。第一,我国居民消费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偏高”的。第二,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我国的平均居民消费率比较“适中”。第三,1998-2007年,我国的平均居民消费率为43.9%,与同等情况下国际平均水平51.1%相比,低了7.2%[12]。作者仅仅根据其名义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及其标准差得出一个平均居民消费率的回归方程,然后依据回归方程来估算我国合意的居民消费率,笔者认为不太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中研究居民消费或消费的方程如果涉及到人均GDP或GDP的年增长率或年均增长率的话,绝大多数采用实际值。第四类是以半定量地进行国际比较与投资效果分析来估算合理投资率,从而计算出合理消费率。贺铿(2006)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投资率与消费率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有两条: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供需总量和供需结构均衡;二是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不断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依据这两条标准,参照历史比较、国际比较和投资效率分析结果,他主张我国应该将投资率控制在30%~35%之间,消费率控制在60%~65%之间,在较长时间内我国GDP有可能保持8.5%左右的增速[13]。这样将处于同一时间段、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水平进行横向比较并作为我国的消费率基准,笔者认为其结论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关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消费率的分析模型与标准值的解释意义,在我国学者中褒贬不一。罗云毅(2000)认为,这是没有一个经过严格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标准的优化消费率[14]。某些学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制度、历史、文化、习惯等,因而针对部分国家的分析模型放到另外一些国家也许不适用。等等。

笔者将消费率分解成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在世界范围内运用45个国家或地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依据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有关消费的理论,分别定量研究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由于构建的以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是符合世界各国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规律的方程,所以可将该回归方程视为计算合意居民消费率、合意政府消费率的标准方程,依此计算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间段的合意居民消费率和合意政府消费率,然后将这两者加总合成合意消费率,并以此为标准判断各个时间段我国实际居民消费率、实际消费率与合意值的偏差,为政策制定者调整我国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提供决策参考。

三、各国居民与政府消费率影响因素理论与经验分析

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消费率的基本因素包括上期消费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波动等。影响消费率的重要因素有经济开放度、地域文化差异等。笔者将从相关理论与各国经验数据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基本因素

  • 经济发展水平。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依赖于当前的绝对收入。发展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级阶段时,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除去基本消费外,剩余很少,因而消费率高,投资率低。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低收入阶段时,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除去基本消费外,剩余较多,加上强烈的增长欲望,经济资源将更多地用于投资,因而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升高。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较高阶段后,由于消费需求结构不断升级和技术进步,消费率会有所提高,投资率会有所下降,整个投资消费结构将趋于稳定。
  • 上期消费率。相对收入假说提出消费的两大效应:“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在短期内观察,发现在经济波动过程中,随着收入增加,低水平收入者的消费会向高水平收入者的消费水平看齐,这是示范效应。然而,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由于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或会顾及他们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导致消费水平不会降低或降低比较有限,被称为棘轮效应。因此,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不同,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及过去的消费水平。
  • 经济波动。预防性储蓄理论强调了不确定性对居民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假设劳动收入的变化与未来劳动收入的风险正相关,当期劳动收入的变化意味着未来风险的增加,消费者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以致导致消费的“过度平滑性”。

(二)重要因素

  • 经济开放度。经济体开放度较高,消费率往往较低,投资率往往较高。因为,在国际贸易基本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开放度较高,意味着进口与出口均较高,而大量的出口需要有足够的产能和投资,在大量的进口中,消费品的比重往往较低,投资品的比重往往较高。
  • 地域文化差异。地域文化是影响投资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在西方七国中,经济发展阶段大体相同,但是美英两国的消费率明显高于其他五国5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明显低于其他五国5个百分点左右。将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与欧洲国家、美洲国家相比,亚洲国家的消费率比欧洲国家、美洲国家明显低1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则明显高7个百分点左右。

如前所述,仅仅从理论上分析,影响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的因素不同。具体说来,上期消费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地域文化等对居民消费率影响较大;上期消费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波动等对政府消费率影响较大。当然,这种理论分析有待于实证检验。

四、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说明

由于面板数据要求短年份、多决策单元,所以我们将1951-2010年长达60年的数据,以6年为一个时间段,分成10个时间段,这样就可以构造一个短时间段、45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以下七个变量数据均来源于PWT 7.1。

被解释变量:

  • 当期居民消费率,当年居民消费率等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年居民消费额除以GDP,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间段当期居民消费率等于该时间段各年居民消费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 当期政府消费率,当年政府消费率等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年政府消费额除以GDP,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间段当期政府消费率等于该时间段各年政府消费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解释变量:

  • ①当期实际人均GDP,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当期(相应的某一时间段)的经济发展水平,PPP下的45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间段的人均GDP,取该时间段各年人均GDP的简单算术平均值,每一年的人均GDP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表示,各个时间段的人均GDP也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表示;
  • 上期消费率,表示上期消费状况,包括上期居民消费率与上期政府消费率,计算方法同当期居民消费率与当期政府消费率;
  • 实际人均GDP年增速标准差,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波动状况,PPP下的45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间段实际人均GDP年增速标准差,用6年的实际GDP年增速来计算;
  • 开放度,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用来衡量对外开放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消费率的影响,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来衡量,PPP下的45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间段的开放度,用6年的开放度简单算术平均值来计算;
  • 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表示亚洲文化对消费率的影响。亚洲国家或地区取1,非亚洲国家或地区取0。

(二)模型设定

对于以居民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经检验得:在α=5%的显著水平下Fα(264,180)=1.256 273>F2,接受不变参数假设,因而对于该模型而言,最合适的模型为不变参数模型。同样对于以政府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经检验得:Fα(264,180)=1.256 273<F2,Fα(220,180)=1.266 108>F1,拒绝不变系数假设并接受变截距模型假设。可见,无论是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对于以居民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而言,不变参数模型是最可靠的模型;对于以政府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而言,变截距模型是最可靠的模型。

本文利用Stata/SE12进行估计。从检验个体效应是否显著的F统计量和P值可得出拒绝F检验的零假设,即个体效应不显著,从而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要优于混合效应模型。然后经过豪斯曼检验,得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是比较合适的。

从上述可知,以居民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不变参数随机效应模型(1)是最理想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政府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2)是最理想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KCit=λi1+β11RGDPit+β21RGDPINCRSDEit+β31OPENit+β41DUMMYit+β51KCi, t-1+εit1 (1)

KGit=λi2+β12RGDPit+β22RGDPINCRSDEit+β32OPENit+β42DUMMYit+β52KGi, t-1+εit2 (2)

式(1)、式(2)中i表示国家和地区,t表示时间段,KC表示居民消费率,RGDP表示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INCRSDE表示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速标准差,OPEN表示国家开放度,DUMMY表示虚拟变量,若为亚洲国家或地区,则为“1”,否则为“0”,εit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λi为地区不可观测效应。

五、回归结果分析与我国1951-2010年合意值的确定

本文利用Stata/SE12和Eviews 6.0对式(1)、式(2)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置于表1。从表1中的模型1可以看出,如果居民消费率以人均实际GDP、人均实际GDP年增速标准差、开放度、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与居民消费率滞后一期为解释变量,那么人均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年增速标准差的系数不能通过检验。本文在此仅剔除人均实际GDP年增速标准差变量,对其他四个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见模型2,模型2人均实际GDP的系数未能通过检验。于是继续剔除该解释变量并对其他三个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模型3,该模型常数项与各系数及方程都能通过检验,D-W值为1.745 291,大于du0.05(45,3)=1.666,也大于du0.01(45,3)=1.474,说明残差系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以居民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模型3是最优的。

从表1中的模型4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以人均实际GDP、人均实际GDP年增速标准差、开放度、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和政府消费率滞后一期为解释变量,那么人均实际GDP年增速标准差、开放度、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都不能通过检验。本文剔除开放度、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这两个变量,并对其他三个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模型5,仅有人均实际GDP年增速标准差未通过检验。于是剔除该变量继续回归,模型6的常数项与其他变量系数与方程都能通过检验,D-W值为1.724 254,大于du0.05(45,2)=1.615,也大于du0.01(45,2)=1.423,说明残差系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以政府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模型6是最优的。另外,由于以政府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属于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笔者将45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截距置于表2。

表1: 1951-2010年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各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C 7.923 538 7.364 125 6.900 398 1.041 941 1.032 163 1.514 121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3)*** (0.000 3)*** (0.000 0)***
RGDP -0.000 017 4 -0.000 012 3 -0.000 016 2 -0.000 016 3 -0.000 017 3
(0.323 9) (0.478 5) (0.014 5)** (0.000 3)*** (0.000 1)***
RGDPINCRSDE -11.425 32 2.329 783 2.274 373
(0.153 0) (0.580 5) (0.577 7)
OPEN -0.008 303 -0.009 013 -0.010 037 -0.000 114
(0.013 3)** (0.006 7)*** (0.000 8)*** (0.935 7)
DUMMY -1.762 33 -1.778 369 -1.580 655 -0.000 619 9
(0.000 1)*** (0.000 1)*** (0.000 0)*** (0.974 9)
LAG_KC/
LAG_KG
0.895 138
(0.000 0)***
0.897 501
(0.000 0)***
0.901 391
(0.000 0)***
0.878 999
(0.000 0)***
0.879 473
(0.000 0***)
0.875 673
(0.000 0)***
R2 0.902 062 0.901 553 0.900 604 0.900 670 0.901 873 0.895 482
F-st 657.632 9 819.614 6 1 094.33 647.416 4 1 099.863 1 542.198
Prob(F-st)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D-W 1.754 405 1.739 105 1.745 291 1.709 291 1.706 69 1.724 254

说明:括号里的值为t值的伴随概率值,即p值,***表示1%的显著水平,**表示5%的显著水平,*表示10%的显著水平。模型1、2、3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率,模型4、5、6的被解释变量为政府消费率。

表2:政府消费率模型中45个国家或地区的截距表

 

国家/地区 截距 国家/地区 截距 国家/地区 截距 国家/地区 截距
澳大利亚 -0.008 51 奥地利 -0.427 8 比利时 0.017 70 加拿大 0.004 49
智利 -0.069 82 法国 -0.019 43 希腊 0.005 55 冰岛 0.049 83
爱尔兰 -0.035 29 以色列 0.075 74 意大利 -0.019 83 日本 -0.060 74
韩国 -0.109 58 卢森堡 -0.017 71 荷兰 0.028 44 新西兰 0.013 06
挪威 -0.023 01 葡萄牙 -0.028 44 西班牙 0.006 72 瑞典 0.037 36
瑞士 -0.012 71 土耳其 -0.035 95 英国 -0.017 10 美国 -0.035 18
中国大陆 0.151 12 丹麦 0.009 52 芬兰 0.015 93 印度 0.116 94
马来西亚 -0.048 27 墨西哥 -0.062 00 菲律宾 -0.079 60 中国台湾 -0.081 97
泰国 -0.032 33 捷克 -0.002 79 爱沙尼亚 0.052 06 德国 -0.012 90
匈牙利 0.027 13 波兰 -0.003 29 斯洛伐克 0.051 36 斯洛文亚 -0.003 71
中国香港 -0.020 74 印尼 -0.006 93 澳门 0.037 05 蒙古 0.059 25
新加坡 0.085 20

模型3表明,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开放度呈负相关,与各国或地区居民消费率滞后一期呈正相关。当为亚洲国家或地区时,居民消费率下降1.580 655个百分点。这与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李东辉(2012)的发现是类似的[15]。他们认为,消费文化是解释消费率国别差异的主要因素,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消费率越低。当国家或地区开放度增加1个百分点时,居民消费率下降0.010 037个百分点。这与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外向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应该有较低的居民消费率和较高的投资率。而当居民消费率滞后一期增加1个百分点时,居民消费率上升0.901 391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消费的确存在着“棘轮效应”。与其他的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中人均GDP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这恰恰说明人均GDP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呈U型结构可能是正确的。如蔡跃洲、王玉霞(2010)认为,人均GDP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呈现出U型规律[11]。

模型6表明,世界各国的政府消费率与PPP下的实际人均GDP呈负相关,与政府消费率滞后一期呈正相关。当PPP下的实际人均GDP增加1美元,政府消费率下降0.000 017 3个百分点。这说明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时,国民受教育程度与素质越高,民主程度也越高,参政议政能力、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也越强,越要求国家建立一个精简、高效、透明、清廉的政府,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政府消费率滞后一期增加1个百分点时,政府消费率上升0.875 673个百分点。这说明世界各国政府消费也存在着明显的“棘轮效应”。

由模型3,根据国家或地区居民消费率滞后一期、开放度、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可以计算出1951-2010年这10个时间段我国的合意居民消费率值。由模型6,根据人均实际GDP、政府消费率滞后一期,可以计算出合意政府消费率值。将合意居民消费率值与合意政府消费率值相加,可以得出合意消费率值,计算结果置于表3,并可将1981-2010年我国5个时间段每一时间段的各年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消费率的平均值同合意值进行比较。

表3: 我国1951-2010年10个时间段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消费率合意值与偏差表

时间段(年) 1951-1956 1957-1962 1963-1968 1969-1974 1975-1980 1981-1986 1987-1992 1993-1998 1999-2004 2005-2010
居民消费率合意值 59.08 51.94 55.17 48.87 44.91 48.22 48.86 45.07 42.39
实际值 51.55 49.25 44.87 44.08 35.95
偏差 6.64 1.03 -3.99 -0.99 -6.44
偏差率 14.79 2.14 -8.17 -2.20 -15.19
政府消费率合意值 13.63 12.28 12.86 12.87 14.05 16.47 17.10 17.18 17.54
实际值 14.55 13.97 14.03 15.20 13.57
偏差 0.50 -2.5 -3.07 -1.98 -3.97
偏差率 3.56 -15.18 -17.95 -11.53 -22.63
消费率合意值 72.81 64.22 68.03 61.74 58.96 64.69 65.96 62.25 59.93
实际值 66.12 63.22 58.90 59.28 49.52
偏差 7.16 -1.47 -7.06 -2.97 -10.41
偏差率 12.14 -2.27 -10.70 -4.77 -17.37

资料来源:https://pwt.sas.upenn.edu/php_site/pwt71/pwt71_form.php,根据模型3、模型6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偏差率为正,表示实际值与合意值相比偏高;偏差率为负,表示实际值与合意值相比偏低。

从表3可以看出,1981-1986年、1987-1992年、1993-1998年、1999-2004年、2005-2010年这五个时间段,居民消费率合意值分别为44.91%、48.22%、48.86%、45.07%、42.39%。相同时间段各年居民消费率实际值的平均值分别为51.55%、49.25%、44.87%、44.08%、35.95%,同居民消费率合意值相比,分别偏差6.64%、1.03%、-3.99%、-0.99%、-6.44%,偏差率分别为14.79%、2.14%、-8.17%、-2.20%、-15.19%。可见,1981年以来,在5个时间段,实际居民消费率先是偏高的,后来才偏低,并且偏低的偏差率总体呈现增加态势,特别是最后一个时间段,增加幅度很大,达到12.99个百分点。

从表3还可以看出,1981-1986年、1987-1992年、1993-1998年、1999-2004年、2005-2010年这五个时间段,消费率合意值分别为58.96%、64.69%、65.96%、62.25%、59.93%。相同时间段各年消费率实际值的平均值分别为66.12%、63.22%、58.90%、59.28%、49.52%,同消费率合意值相比,分别偏差7.16%、-1.47%、-7.06%、-2.97%、-10.41%,偏差率分别为12.14%、-2.27%、-10.70%、-4.77%、-17.37%。可见,1981年以来,在5个时间段,实际消费率先是偏高的,后来才偏低,并且偏低的偏差率总体呈现增加趋势,特别是最后一个时间段,增加幅度很大,达到12.60个百分点。

六、我国2011-2016年这一时间段合意值的预测与结论

为判断我国当前一段时间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是否偏低,从而为我国当前一段时间调控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提供政策依据,本部分将利用时间序列趋势法补充相关年份缺失值,对我国2011-2016年这一时间段的居民消费率、消费率合意值进行预测,并与我国2012年实际居民消费率、实际消费率进行比较。根据PWT 7.1提供的数据,1951-1956年,我国PPP下的实际人均GDP为238.92美元(2005年美元),开放度为7.20%,2005-2010年PPP下的实际人均GDP为5 727.60美元,开放度为67.78,10个时间段实际人均GDP、开放度的平均增长率为42.3%、28.3%。以2005-2010年我国PPP下的实际人均GDP、开放度为基准,可以推算出我国2011-2016年这一时间段PPP下的实际人均GDP为8 152.20美元,开放度为86.96%。随后,依据模型3、模型6可以计算出2011-2016年这个时间段的合意居民消费率值、合意政府消费率值与合意消费率值,分别为36.85%、13.41%、50.26%。我国2012年实际居民消费率与实际消费率分别为35.98%、49.47%,比合意值分别偏低0.87、0.79个百分点,实际政府消费率为13.49%,比合意值偏高0.08个百分点。

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 第一,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开放度呈负相关,与各国或地区居民消费率滞后一期呈正相关,政府消费率与PPP下的实际人均GDP呈负相关,与政府消费率滞后一期呈正相关。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不仅与滞后一期居民消费率、滞后一期政府消费率相关,而且相关系数接近0.9,这表明不论是居民消费率,还是政府消费率,都具有极强的消费惯性。
  • 第二,我国1981-2010年,这30年间的五个时间段,除第一、第二个时间段,居民消费率比合意值偏高外,其他三个时间段居民消费率比合意值偏低。消费率除第一个时间段偏高外,其他四个时间段均比合意值偏低,而且偏低的幅度有增加的趋势。2005-2010年,居民消费率比合意值偏低15.19%,消费率比合意值偏低17.37%。这充分说明我国当前一段时间提出的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完全正确的。与一般人直觉相反的是,政府消费率除第一个时间段偏高外,其他四个时间段也是偏低的。2005-2010年,政府消费率比合意值偏低22.63%。这充分说明,1981-2010年我国政府在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应由政府支出的项目,如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消费性支出,政府却是“缺位”的。2012年,政府消费率超过预期合意值0.08个百分点。因此,当前一段时间,在保持政府消费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调整政府消费结构,使其向保障民生方面倾斜从而更加优化,不仅必要,而且是符合世界潮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
  • 第三,从我国2011-2016年这个时间段的合意预测值来看,我国2012年的居民消费率值比这个时间段的合意值少0.87个百分点,2012年的消费率值比这个时间段的合意值少0.79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提高消费率、居民消费率还有一些空间。

作者:吴振球,王芳,周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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