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IT数据社群:超1.6万会员的选择,超3000个数据主题,仅199元/年。
点击加入
关闭

“中国发展模式”PK“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将如何取胜?

1458754706-4829-XOynN1keYVoKtaQoJyiasFwe6mpQ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报告认为: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此概念提出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这个由经济学家创造出的术语,从学术概念引入政策概念,近年来已被深刻纳入世界经济的决策语汇,并常常与发展中国家挂钩。

 

事实上,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未能及时谋求改善,抑或简单采取民粹主义政策,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再分配;又或过于倚重自身要素禀赋和市场经济模式,企图通过国际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但由于蛋糕不能无限“做大”,同时左右国内政局的利益集团又掌控着国家收入分配的方向,政府无法兑现承诺,致使普通民众难以分享发展红利,收入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持续扩大。

 

上述种种,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表现。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从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上升到1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平,是个横亘在这些国家面前的“大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几乎同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日韩新加坡成功晋身发达经济体,诸多拉美国家却至今仍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陷阱”之概率不到13%。

 

1458754706-1798-CegOqCeGoiaTSNmxzdHpQ0YcaIQw

 

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为何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在已拉开帷幕的“十三五”黄金发展机遇期里,如何理性看待“前车之鉴”、破除“陷阱魔咒”、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关国家百年大计,已是中国必须回答也必须答好的重大问题。

 

一、巴西案例:错失转型机遇与民粹主义政策叠加,危机接踵而至

 

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即便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10年巴西仍取得7.5%增长的优异成绩,并一度跃升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然而,就在2015年,巴西经济衰退近4%、通胀率攀升至10.8%、本币雷亚尔也狂贬48.3%,巴西市场一片萧条。

 

要解释巴西所发生的这一幕“反转剧”,须从上世纪讲起。

 

1968年至1973年,巴西经济以超10%的速度飙升,至上世纪70年代末,其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时,巴西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以本国工业产品替代欧美进口制成品,意在减少对外依赖。

 

但是,这种长期内向型的发展模式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外贸出口减少、资金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然而,彼时能源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巴西借债困难并无力偿还本息,由此爆发的债务危机使其经济大幅回落甚至呈现停滞状态,巴西错失了第一次调整机遇。

 

1458754706-9397-0xXBB8BTHgd6YpD8Gggmy68DJHqQ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库)

 

上世纪80年代,对于巴西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负债增长战略难以为继,国家被迫实行紧缩政策,货币发行量受到限制,国有企业举步维艰。上世纪90年代初,巴西政府实施改革:即开放市场、大幅削减财政预算和部分允许汇率浮动。改革带来显著成效,巴西宏观经济环境得到改善,通胀降至6%以下,经济恢复到4%左右的温和增长。

 

但是,惯于依赖国家政策保护的巴西企业难以适应开放市场等措施,在平均关税高达20%以上的情况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由上世纪80年代的29%萎缩至10%。同时,巴西服务业迅速发展,比重升至70%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巴西服务业以商业零售、旅店餐饮等低端行业为主,无法创造更多价值。于是,国家收入不得不依赖铁矿、大豆、石油等原材料出口。

 

进入21世纪,世界迎来了“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大宗商品价格狂涨使依赖原材料出口创利的巴西赚得“盆满钵满”。劳工党的上台以及巴西经济快速增长几乎与此同步。

 

然而,劳工党并没有借机调整经济结构。为解决两极分化,巴西政府选择通过简单的补贴方式扶助穷人,白白消耗掉“大宗商品红利”,而未抓住机遇用它来发展经济,再次错失了大好的经济结构改革机遇期。

 

1458754706-5708-lE8YJpZUZ09sIsYR3w5gCicFs2Uw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1年以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轨道,巴西经济的“痼疾”就开始暴露出来:在罗塞夫第一任期的头三年,平均经济增长不足2%;到了2014年,跌至0.1%。

 

1458754706-4925-SG2sAHXHPFLibddl66SNwYXnCnGw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库)

 

面对困局,罗塞夫政府没有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采取强化市场保护、放松银根、减免税收等措施,多年的积蓄 “红利”彻底花光。

 

2014年,巴西财政自1995年以来首次出现赤字;2015年,罗塞夫政府情急之下开始施行大规模紧缩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症状,但因“紧缩”本身就会冲击经济,加之政府试图以提高税收为手段保障社会福利和扶贫计划,激起了企业界极度反感。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饱受打击——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基础加大背离,企业负担苦不堪言,进而殃及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经济全面衰退。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是诸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总结其经验教训,可得出结论:

 

首先, 当一种经济结构带来增长的动力即将耗尽之时,必须及时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若听任“痼疾”恣意蔓延、导致危机集中爆发之后再作改变,社会及经济的代价将极其高昂。

 

其次,发展与公平应相互兼顾不能偏废。巴西政府曾笃信重财富积累、轻视分配公平,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减弱,并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冲击经济;而在社会问题大爆发后,又陷入“民粹主义”误区,将社会福利置于经济发展之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众福利也成了“无源之水”。

 

二、东亚经验:政府推动经济转型+“人才兴国”战略,最终跨过陷阱

 

相对于拉美各国,东亚的新加坡、韩国则提供了成功的范本。

 

新加坡经济几乎每十年就经历一次转型升级。自1965年建国以来,新加坡不断淘汰旧产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变。如今,新加坡正致力发展创新型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转向服务业后并未放弃高端制造业,至今仍保有石油冶炼、芯片制造、制药、造船重要产业支柱,这对保持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新加坡曾试图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以提升生产率。但是,由于工资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上涨幅度,致使很多新加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发减弱。在这次转型阵痛后,新加坡反思经济结构问题,开始发展石油冶炼、化学工业、仓储、精密工程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到上世纪90年代,又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生物医药、高端化工业等。

 

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最终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到了一定阶段,能否持续取得可持续发展,技术工人和高端人才的适配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肩负起对劳动力进行再教育的职责,为此成立了大量的公立和私营培训机构和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非营利性机构。

 

上世纪80年代的南洋理工大学、90年代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最新的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都体现出其及时顺应经济发展变化趋势的能力——政府通过引进大量外籍人才、发展高等院校、设立实验室等措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再看韩国,一方面,主要得益于其深远的市场变革。政府削减了财阀的权力并大刀阔斧地改革缺乏竞争力的国企,大胆扶持有潜力的新兴企业和知识经济。进入本世纪,韩国政府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加大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并制定出“将韩国打造成为IT产业强国”的发展目标。

 

相关数据显示,韩国政府以及各企业的总研发经费占GDP的3%左右。在经济低迷时期,更会加大研发费用,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三星电子的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在经济形势低迷的2012年占领全球市场、并在销售额上创造历史新高,与此关系紧密。

 

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制定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为发展教育,韩国政府不断增加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1950年,其公共教育经费约占GDP的2%;1965年至2001年,韩国中央政府的教育预算一直保持很高的比例,基本在20%以上。

 

1458754707-8150-cpT6hEbWLcqmIWVdYRpeXYobKMJg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库)

 

新加坡与韩国这两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表明:在两国的经济转型中,政府可以起到显著的正向引导作用。即在不破坏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及时对产业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同时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坚持扩大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

 

三、“中国发展模式”pk“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将如何取胜?

 

中国经济多年来维持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5年中国GDP增速下降到7%以下。从2008年开始,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正式入围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三年后越过了5000美元;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经济总量达10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8016美元,为中高收入水平,但距离人均GDP11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尚有差距。

 

1458754707-1082-DxJIpFXibbC1pibto3o4XZ1G5ylg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

 

在经济增速下行并尚未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语境下,中国是否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热议话题。对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围绕中国是否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学术界展开过各种讨论。

 

对此,被称为经济学界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开宗明义地表示,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你就会止步不前,必须要应对一些问题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只有用细菌感染才能形容如此快速的增长。我们不能单纯从历史角度说未来会有瓶颈。现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温和,这只是相对的放缓,而收入增长还是相对快速。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其他国家并无先例,如果对经济进行调整,包括税收等等,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是问题,消费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阿玛蒂亚•森认为,从2009年到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有一些欧洲的思维模式可能不太适用于中国:欧洲经济非常着迷GDP的杠杆负债率,英国原来负债率大概是70%。现在最新的数据显示,数据已经从70%上升了两倍,违背了欧洲自己的思维模式。中国大概只有20%,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然而,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而言,面对“陷阱”可能存在的危险性,绝对不能忽视,必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必须通过新的发展方式,在以较高的生产率不断扩大经济总规模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兼顾发展的稳定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以“中国模式”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魔咒。

 

一、在四个层次上全方位、系统的完成发展方式转变

 

以巴西为代表的诸拉美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在于错失发展模式转型的时机。而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是一项系统的整体性工程:

 

第一, 要形成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表测算,1978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8.2%;201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到了相当于美国36.8%的水平,与美国的水平还差63.2个百分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距,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与美国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在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差7万亿美元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比美国大得多的资源环境压力。

 

因此,形成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是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始终围绕的一条主线。

 

第二, 要形成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关系。

 

目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致使居民消费购买力难以在国内完全实现;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金融业发展滞后,致使制造业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难以获得有力的支撑;区域产业同构化比较严重,致使资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低于应有的水平。

 

要使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要做到三个“必须”:必须形成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有效平衡的格局,通过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动供给结构适应不断升级的需求结构;必须形成与中高收入阶段相适应的产业关系,通过扩大现代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质量,为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必须形成更为细化的区域分工关系,通过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使各地的产业链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第三, 要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中高端化。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3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44%,比日本低11个百分点,比德国低1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中间投入品构成来看,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显得更为落后。在传统产业中,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长期依赖进口,而且有些产品的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1-11月,集成电路进口总额达到2058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接近于第二大进口商品原油进口额的两倍。而新兴产业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更大。

 

第四, 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攀升到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

 

一个国家在分工体系中处在何种位置,不仅影响着这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还影响着这个国家国民福利的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体系的高端位置,就能以较少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为保护生态、改进国民福利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

 

应当看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上仍处在中低端:加工贸易比重高(2015年中国加工贸易占比依然高达31.5%,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比重较高。

 

要推动中国经济达到中高端水平,必须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环节提升到中高技术和中高附加值的环节,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

 

二、加大各项资源投入,大力推动发展创新型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强调:“中国亟须一场大规模本土创新来帮助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在遇到收入增长瓶颈时,社会的各个层级和绝大多数产业都进行了创新,在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还引发了其他欧洲国家竞相追赶并模仿,虽然加剧了竞争,但是这样的“集群效应”进一步提高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中国的多产业创新也将带动整个经济马车前进。目前,本土创新每年为中国贡献2%左右的GDP增长,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势必会释放出更多本土创新的空间。

 

在科研投入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腾飞起步很早——在人均GDP刚刚触及3000美元之时,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就达到了1%,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平均达到了8000美元时才能达到此等比例的科研投入。

 

1458754707-8349-kEVsZ5RPicPPxV01XxPrErLZpibA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

 

纵观全球,中国已经在研发投入及效率、专利授权方面处于领跑行列,在包括手机通信、大型机械制造和信息技术行业在内的一大批产业中已经呈现出持续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二战以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组织形态被推崇备至,并作为“华盛顿共识”被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然而其结果却难以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各国实现科技创新和科技追赶所需要的组织类型是不同的。中国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借鉴他国经验教训的同时切忌照搬别国组织模式,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人均GDP处于6000美元的水平下,中国还可以凭借科技追赶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

 

另外,中国的本土创新,一个很大的困难来自于劳动力素质限制。中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产业升级会持续将雇员从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并进一步转移到科技密集型部门。

 

根据中国的既往经验,将工人从第二产业内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平均需要1.3年的教育年限;而进一步将其转移到第三产业中的科技密集型部门还需要另外4.2年的评价教育年限。人力资本只能是缓慢地完成积累。

 

目前,中国共有2.6亿农民工,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学历。在工资快速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在高附加值产业岗位中谋得一席之地,将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检验。

 

三、兼顾公平:在推动经济的基础上完善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者、世行专家英德米特•吉尔表示,提升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非常重要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韩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40%至50%,而巴西和阿根廷仅为15%至20%。

 

1458754707-7279-icxFiaRHLUwgk3SJmQI6dLiciblQ

 

对此,林毅夫表示,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无论贫富,人们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对收入分配问题要高度重视,否则容易造成社会矛盾。而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也无法取得。

 

解决贫富差距需要理顺收入分配体制。中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更加成熟。

 

从2013年开始,中央深改组接连出台改革方案,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农民增收和分配秩序等4个方面,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包括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规范等不一而足,通过“控高、扩中、补低”的框架,实现国民收入合理分配。

 

1458754707-5629-f95hWG6vTaydZSKOoDIvRzr0CZrw
(数据来源:中国新闻网)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连续降低,2015年已降至0.462,这是继2008年达到0.491之后的第7年下降,也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10年的2.99倍缩小到去年的2.73倍,未来5年内有望缩小到2.3倍。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和企业适当让利,保障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研究显示,近些年来,中高收入阶层比重相对于低收入阶层比重在扩大,使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加速向“金字塔型”演变——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并不理想,它对应着更大的收入差距, 而要形成理想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建立在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过调整分配制度和政策来逐步实现。

 

只有经济增长到高收入阶段,即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才有可能实现。而巴西的教训已表明,如果社会政策上民粹主义过于浓厚,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基础相背离,会导致企业税负过重,并拖累经济发展。

 

“十三五”堪称 “黄金五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历史机遇期。我们需要以史为鉴,吸取他国经验、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及时调整经济结构、继续加大对科教事业的投入,并做到兼顾发展效率与分配公平。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只要闯过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财经国家周刊

感谢支持199IT
我们致力为中国互联网研究和咨询及IT行业数据专业人员和决策者提供一个数据共享平台。

要继续访问我们的网站,只需关闭您的广告拦截器并刷新页面。
滚动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