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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 | 中国已达 1.09 亿中产阶级?仍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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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再次进入密集的”改革期”。在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经历了产业革命,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而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突出。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带来外部地缘政治的一系列改变。在国内国际如此错综的环境下如何找到正确方向,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有效治理是制度好坏的关键

多数人谈论国家治理,通常会从政治体制入手。然而郑永年表示,一个国家是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来调整政治制度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制度,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治理。”

郑永年说,当前有效治理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欧美的民主制度曾在有效治理上取得了辉煌成绩,但这一制度目前也出现了问题。

美国等国的多党派民主政治已逐步由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并演变成党派的互相否决制,造成民主社会”空转政府”现象。

而中东、泰国、乌克兰等地也出现了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水土不服。”现在看来,让整个世界都建立像西方一样的民主秩序很难,中国也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的秩序的问题。”

郑永年说,与政治制度相比,经济其实对于维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加重要。”任何一个政权、社会,乃至企业,只要经济搞得好,无论民主还是专制大家日子都好过,如果经济搞不好,不管什么政治制度,大家都很难过。”

谈及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郑永年表示,与美国通过内部制度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即善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高速增长,良好的政策带动了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

“善治”关键是培养中产阶级

从”善政”向”善治”转变,郑永年开出的药方是–完善社会制度,培养中产阶级。

“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根基”,郑永年说。”有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即使其他因素仍有所缺失,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2015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近4万亿美元的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21世纪中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理念。

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也推出多项措施,突出了扶持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同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2月提出的”四个全面”中的第一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的概念,与”中产阶级”的思路不谋而合。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5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在2015年达到1.09亿,从绝对值上排在全球首位。但从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14%的全球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人口占比普遍较高,其中澳大利亚最高为66%,新加坡、日本均有六成以上,美国、韩国则占到四成左右,甚至连南非的中产阶级都达到14.8%。

郑永年指出,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亚洲四小龙都要迅速,但中产阶级仍然捉襟见肘。中国产生了很高的GDP,但收入分配并不公平。迄今为止,中国仍没有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因此中国所倡导的消费社会迟迟无法实现。”人民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没有好的制度保障。生一场大病就可能倾家荡产,买房子就会变成房奴,小孩上学就成了孩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去消费。”

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

郑永年说,从历史上看,要维持国家良性运转,中产阶级是关键力量。他指出,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通过将部分资本注入社会,造就稳定的中产阶级,是保持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

能否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考验着政府的职责与能力。他认为,与西方通过暴力运动产生中产阶级相比,中国应借鉴东亚各经济体治理发展的经验。

郑永年说,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在二三十年内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由政府主动制定社会政策的方式:如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现收入再分配。

新加坡虽然不倡导高福利的政策,但在李光耀时代,政府为底层民众穷人提供保护,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并通过公共住房制度和低福利的中央公积金体系等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动做社会政策,使得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郑永年说,中国应更多借鉴东亚经验,由政府主导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而形成最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橄榄形社会。

中产阶级面临资本挤压

郑永年认为,近年来在贸易全球化冲击下,各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也面临再次被挤压的危险。

瑞银的报告显示,全球财富在2013年增加了8.3%,达到创纪录的263万亿美元,但是贫富差距却进一步加大,1%的人拥有近50%的财富。自2008年以来,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势在加深,这一现象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尤为突出。

郑永年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流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资本是可以流动的,政府和选民却不能。政府失去了就业和税收,造成中产阶级面临压缩。”郑永年说。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资本引起,但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今天,很多政府都处于一种困境:”亲商”会招致选票的流失,而”亲民”会造成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政府难以在二者之间达成平衡。

郑永年说,小米、华为等企业纷纷走出去,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全球化的问题–不在技术所在国创造税收及工作岗位,而这同样也是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者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中所面临的状况。

“尽管苹果富士康等跨国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但却无法产生适合中产阶级的岗位。而这些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并没有办法成长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如何做大中产阶级阶级,防止其变成社会中的”三明治夹层”,这是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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