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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争论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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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消退、内外经济失衡和制造业转型乏力等原因,主流研究论点认为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正不断加强。但追溯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来源,其应用范畴存在较大局限。当前主流论点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存在明显的扩容甚至“教条化”倾向。照搬照抄用以指导中国发展实践难免会误导理论界和决策层对真实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是否适用于我国?我国政府在关注中等收入陷阱命题争论的同时,更要防范命题背后同步引发的因收入分配极化导致的库兹涅茨陷阱和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带来的福利赶超陷阱风险。

一、引言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最初源于世界银行《东亚复兴报告2007》,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东亚地区未来增长前景做出了基本判断和风险预警: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在成功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开始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制造业转型困难压力,使得“因劳动生产率增进乏力,单位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而无法保持本国制造业的持续竞争力,形成被低收入国家快速模仿赶超和高收入国家依靠技术创新占领高端商品和劳务输出市场,从而进一步拉大国别收入差距的双重挤压局面”。

此后世界银行在全球与国别经济形势的持续追踪侦测中进一步发现,包括拉美、中东、东亚在内的多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国民经济结构性放缓和主导产业升级固化问题,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广泛关注。探寻发展中国家如何重塑自身经济增长动力,通过产业转型和生产要素体制改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

纵观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多局限和理论盲区,主要的争议之处在于:

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是各国在国民经济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问题往往在实证研究中回答莫衷一是;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本源与国民经济运行基本特征是什么?早期文献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粗略且难以达成统一认识;

第三:发展中国家一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增长模式的转型成功实现陷阱跨越?

认真厘清并明晰上述三个命题是彻底揭开“中等收入陷阱”之谜的关键。我国当前正处于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增速放缓的特殊时期,国内学界充斥着对我国经济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种种预判和警示,迫使我们必须尽快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演化逻辑和判定基准形成全面彻底的认识,以便为我国面临的真实增长环境和转型困境提供学理和政策支持。

二、中等收入阶段的判定基准与基本面特征

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先决条件是理解何为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是一国国民经济发展从贫困转向富裕的必经之路,对于中等收入阶段的识别和理解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发展指标侦测评估之上,以利于全面把握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国民经济运行规律,防范经济增长因停滞而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宏观风险。

(一)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判定依据

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修正的国民收入组别划分标准,一国或地区人均国民收入(GNI)在1036美元到12615美元之间被称之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低于1035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而高于12616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则列入高收入国家。为了进一步侦测中等收入国家的真实发展情况,世界银行又以人均GNI是否达到4085美元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二分的基准,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两类群体。按照同时期汇率标准换算,中国于2000年正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到2010年迈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仅仅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平均18年才能完成的增长跨越。

除了世界银行给出较为精细的客观评估标准之外,经济学家们通常还喜欢立足于经济增长理论对一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进行推断。如青木昌彦(2011)通过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阶段、库兹涅茨-刘易斯结构转型阶段、依靠人力资本的舒尔茨阶段以及后人口红利阶段,并将跨越马尔萨斯贫困阶段是判断一国是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必要条件。张德荣(2011)则通过一项跨国比较研究发现:除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宏观经济指标外,资本积累率、储蓄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工业化、城市化与人口结构也是判断一国是否达到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参照指标[1]。

较之于学术研究,世界银行每年修正的国民收入群组划分标准已经成为识别一国是否实现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跨越的基本依据,而“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确立却并非是一国达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国民经济运行的必然。

尽管世界银行曾在2012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如果按照1960年的群组划分标准测算,当年属于中等收入类别的101个国家与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群体,而剩下的88个国家则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增长动力乏力、劳动生产率水平锁定或收入分配恶化等发展困境。”但这一“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客观存在于88个国家的经验性结论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即使支持“中等收入陷阱”论点的一些文献也大都是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或经济趋同理论,推断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或存在增长停滞的客观机理(蔡昉,2011)[2],鲜见能够说明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的实证性文献。作为对前期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总结评估,“中等收入陷阱论”似一种经验主义假说,若看做客观经济规律,则缺乏系统的科学论证。与其如此,不如深入剖析拉美自由化陷阱和东亚增长模式,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等收入国家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诱因,以便为我国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所借鉴。

(二)传统“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面表征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总体描述,学术界更加倾向于以一种现象论刻画其主要特征。主要是指各经济体顺利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沿用的早期发展战略无法进一步支撑其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使得人均国民收入长期难以突破1万美元上限,呈现出经济增长乏力或停滞、贫富分化、就业困难、社会动荡、公共服务供给短缺、腐败多发、政府治理能力弱化等发展问题(代法涛,2014)[3]。张德荣(2013)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显著放缓和国民经济总量的停滞不前是判断一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依据。

此外,确认该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还应考虑是否伴随如下四个特征:

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调整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显著分化;

二是总需求结构异化引发产业结构变迁停滞,加剧制造业附加值锁定;

三是城市化进程突然提速与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脱钩,导致城乡要素市场割裂与空间结构碎化;

四是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需结构改变不足以继续支撑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动力缺失(郭金兴,2014)[4]。

虽然这些国家都普遍存在上述发展特征,但本质根源都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乏力和资本投入的单一物质资本偏向(权衡,2013)[5],因此综合考察一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是否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国民经济宏观增长情况,另一方面则更要把握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趋势。

观察世界几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和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形势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的年度人均GNI增长率变化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虽然东亚地区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整体人均GNI增长率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和拉美国家,但其逐年放缓的发展特征已经显现。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似乎也有所体现(见图1)。

图1:世界各经济体与国家群组人均GNI增长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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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然而,国外主流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可怕,因为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家与经济体在其国民经济增长路径之中未必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Khara,2011)[6];一些看似已经出现符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表征的国家也可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制定和财政改革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困局(Felip,2012)[7]。Khara和Felip说明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并无必然的因果关联。若考察已经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的国家和经济体,很容易发现:拉美诸国因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进口替代战略和超前城市化,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最终引发社会动荡和政府债务高企(时磊,2013)[8];东亚各国则因广泛沿用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遵照要素禀赋理论构建适宜本国的制造业发展政策,却落入了长期以低端附加值商品和劳务产出为主体的“比较优势陷阱”,以致制造业无法转型进入价值链高端而呈现出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的经济低迷。

因此,较之于关注中等收入陷阱假说的可靠性问题而言,重视一国是否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显得更为迫切,那么如何识别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特征,便成为了上述两个难题的理论突破口。

(三)诱发“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理

要追朔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制便不得不提及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双重规模报酬递减约束下,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只能来自于索洛余值-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模糊归结为技术进步内生和制度变迁外生两类,直到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建立之后,才逐步解开了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系统地将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因素划分为技术进步效率、组织效率或规模效率以及人力资本投入效率和制度变迁效率四个层面。一国在成功跨越经济发展的马尔萨斯阶段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大多仍处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增长路径上。故而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中,因国民储蓄率、投资水平和技术进步异质性等差异时常使得国别间经济发展效率和速度时常处于非均衡状态。一方面引致增长缺口频现,另一方面又会促发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错配,导致长期经济增长难以维持。一旦经济体的总需求结构因人口规模扩张而发生快速调整,资本广化速度超越资本深化水平,增长路径必然陷入停滞,陷入所谓的“增长陷阱”。这恰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明确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动力机制的直接依据。正因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充分论证了经济增长过程的非平衡性与多重均衡特征,证实了传统生产要素与制度、技术等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异质性影响机制的存在,才使得“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有了被进一步实践验证的科学支撑(杜曙光,2013)[9]。

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能够做为“中等收入陷阱”命题来源的理论依据以外,以克拉克、罗斯托、刘易斯和库兹涅茨等发展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说亦能够为“中等收入陷阱”论提供基础性支持。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和形成并非偶然亦非必然。它既需要中等收入条件这一初始门槛的支持,又受制于国民财富分配形态和产业结构转换效率的双重约束(徐康宁,2013)。所谓初始门槛条件是指经济体发展水平必须达到罗斯托所谓“经济起飞”阶段的标准,并逐步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迈进,主导产业从传统农业向轻工业或制造业转型。而双重约束则是强调中等收入国家应提防因政府失灵导致国民财富分配分化加剧库兹涅茨收入分配陷阱危机与产业锁定危机。尽快制定产业扶持政策走出因人口红利消失而诱发传统低成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困境。

尽管曾经的东亚和拉美地区发展进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基本的触发机制和演化过程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总结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资源约束特征。包括资本利用率、单位劳动力成本、土地供给水平以及人口结构规模等等,东亚经济体面临的主要困境便来自于制造业成本的快速上涨和过高的人口抚养结构。亚洲四小龙还同时面临着土地资源的刚性限制。

二是效率陷阱特征。东亚地区大多中等收入国家过于依赖其制定的后发赶超战略,试图长期凭借自身要素禀赋构建符合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出口体系,导致传统劳动力和土地要素驱动模式固化,技术变迁与制度创新停滞。忽视了劳动生产率增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落入要素投入粗放而牺牲生产率增长的效率陷阱。

三是收入分配极化特征。凡是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普遍都具有此类特点。因政府财税杠杆与再分配转移支付政策的失灵而引发的贫富分化问题进一步弱化政府治理能力,使得政府在制定产业转型政策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上因债务高企而力不从心。趋于扩张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动荡,全社会消费水平低下,进一步加剧了腐败和犯罪的可能性,对本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性影响(雷达,2013)[10]。

简而言之,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阶段论出发容易理解触发“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陷阱机制。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的粗放投入锁定是极易导致各发展中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机制之一。同时忽视劳动力质量改善,缺乏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是加速各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推手。此外,一旦出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困难,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涨迅速,社会财富分配异化,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脱节,政府财政赤字高居不下的经济状况,便预示着“中等收入陷阱”已经临近。

三、主流中等收入陷阱假说的教条化与扩容趋势

“中等收入陷阱”论作为一种经验主义产物,在研究文献中更多的是充当一种经济运行结果和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将其直接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产业转型乏力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先导原因分析。当前研究中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假说的局限性被一再突破,概念泛化趋势明显,极易形成对问题真相的掩盖和陷入本源探寻的误区,理论澄清十分紧迫。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命题不存在所谓的因果双向循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史的产物,其更多的是对东亚、拉美等先验地区国民经济运行特征的事实性总结,所表达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而不是一国发展的必经阶段,更不是不能跨越的坚固屏障。因此,不能过分夸大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可能性,甚至将其视为不可避免,否则,就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误导。

更要警惕的是,绝不能将当前面临的各种宏观经济运行风险问题和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全部归罪于“中等收入陷阱”,将解决中等收入陷阱列为解决一切经济增长问题的灵丹妙药。应当明确,经济增长放缓和要素成本上升只是经济运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可能而非必然。更何况学术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判定标准至今尚无定论,直接将某些经济问题的诱发根源定罪于“中等收入陷阱”仍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仍存在争论。基于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经济增速放缓的发展特征作出我国未来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加大的推断似乎已成为主流认识。即便如此,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警惕,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原罪论”和严重的扩容趋势。

这种原罪论和扩容趋势总体看来体现在如下层面:

一是从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动态变化来看,一旦某中等收入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出现明显的增速回落或总量扩张乏力,便不加以辨别地将其增速放缓的原因归结于“中等收入陷阱”影响。

二是无端地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泛化。简单将一切经济问题如贫富分化、三农问题、产业升级瓶颈、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脱钩、内外需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涨、腐败频发、公共治理能力弱化等全部归因于“中等收入陷阱”,而将急需解决的机制和体制问题“黑箱化”(江时学,2013)[11]。

三是过分遵循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数字”基准,不加思考地实施“拿来主义”。对不同发展背景和不同体制的国家进行标准化判定,从而进一步增加对当前经济形势误判的风险,使得决策层和理论界陷入思维误区。

特别是像我国这种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如果简单照搬世界银行按照人均GNI计算的群组划分标准,即便我国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我国成功到达高收入国家的时间亦不会明显缩短。

四、“中等收入陷阱”假说适用于中国吗?

针对中国的中等收入命题研究才刚刚兴起。值得一提的是,因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理解不当或主观扩容等原因,使得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存在重大缺陷。追其根源,是对不同国别经济体制差异和经济增长模式不加以区分照搬照抄而导致。因此,对已有研究进行正本清源,明晰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显得必要而且重要。只有彻底厘清“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困境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才能借助相应理论为扭转我国加速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破解内外经济双重失衡困境提供政策指导。根据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已有认识,笔者认为:对中等收入陷阱假说在中国问题的适用性方面存在以下几点质疑。

(一)中国的真实收入水平测量:人均GNI还是其他?

使用人均GNI计算的汇率转换方法测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中等收入阶段虽然已经成为“国际通用标准”,但对我国真实收入水平的测量却存在明显局限。主要理由有二。

第一,我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社会生产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总收入易被人口规模“稀释”,同时按照人均当量计算的国民总收入还要受到人口增长因素限制,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初始基准,我国的人均GNI发展起点水平低下许多,因此要达到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门槛值,需比其他国家经历更长时间的发展历程。徐康宁等(2011)经过一项跨国比较发现,主流中等收入陷阱学说具备明显的不完备性特征:一国到达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并不会立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困局,而是在人均GNI达到4000美元之时,才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此前依旧可以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我国在2010年达到人均GNI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门槛之后,与泰国、智利、马来西亚、巴西等东亚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在陷阱门槛值附近持续波动相比,我国后续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7.8%左右并未出现大幅下调。因此不必过于担忧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的实际冲击。

第二,简单根据人均GNI测量我国的国民收入忽视了国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真实水平,极易产生测量值偏高的误判。从我国国民总收入的主要构成来看,劳动报酬所占份额持续偏低。劳动报酬占比从1990年的50.42%下降到2007年的39.74%,之后虽有所回升,但增长幅度不大,而同期高收入国家群组的劳动报酬占比始终平稳维持在50%以上(程恩富,2010)[12]。因此,按照单一指标测度的中等收入水平划分基准对于我国来说,并不具备科学统计学层面上的适用性。

(二)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相容抑或排斥?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通常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是从需求结构来看,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实施下的外部需求决定;二是外需不足风险则大量依靠投资需求补充。其中占比最大的则为政府投资部分,两者共同决定了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情景下的中国式政府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但就经济增长方式和驱动力来源来看,我国与造就东亚奇迹的“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有诸多相同之处。如两者都经历了充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以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产业进行资本积累的前期发展阶段,也都曾陷入或正在陷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条件下低端制造业升级转型困局,但亦不能就简单推断中国已经落入了当时东亚模式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有学者据此认为:遇到宏观经济周期下行阶段便采取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刺激计划是促发私人部门投资不足,居民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根源。之所以有如上结论,是因为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2012年一度达到了24.2%的历史高位水平,已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无异。而在财政支出的构成结构中又以生产性支出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近些年因政府主导趋势过于明显进而导致内需结构扭曲,单一物资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方式固化风险加大,使得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故而才有我国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警示。但不能以此推断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我们认为,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中等收入陷阱假说并无完整的因果关系。有数据显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总量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但经济结构性指标一直向良性趋势发展,说明我国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正在逐步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制造业升级转型指标上,如高新技术制成品与高附加值制成品占制造业出口商品的比重从2000年的18.9%上升到2012年的26.3%,远远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亦高出高收入国家均值5个百分点。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来看,从2000年到2012年我国的制造业国内商品消费与对外出口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0%以上,不仅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也高于东亚地区国家的整体水平。

二是在政府支出结构调整指标上,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民生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9年的18.4%提高到2013年的33.87%。说明我国已经认识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的持续性投入可以迅速改善人力资本水平而延续人口红利,并通过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增长,提振真实消费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国家发展战略大局和当代国际环境出发,必须从国内外两个视角区分看待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对于国内市场经济的成长,政府投资主导型增长已经陷入穷途末路,既无助于经济结构升级和改善经济效率,亦无法保持经济公平。是故,明晰政府职能,确立市场导向已通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未有的“决定性作用”加以最强、最坚定认定。但面对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惨烈,以及羽翼未丰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遭到列强无端的围追堵截,政府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是否还要延续?却很少有研究者提及。

我们认为,国际市场竞争的背后是国家间的竞争,甚至是不同的国家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在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竞争规则极其不利于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的境况下,后发国家不仅需要“抱团取暖”,更需要本国政府在有效保护民族产业的同时,帮助本国企业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

为此,政府职能应当至少立足于以下层面:

一是建立本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本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平保障体系。即:秉持后起追赶型经济的组织者身份,利用符合国际规则出口激励政策和积极争取国际竞争规则的善待,保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尽量减少由发达国家掌控的国际贸易规则对本国幼稚产业的冲击影响。

二是以主权国家基于和平发展之宗旨,运用国际间双边或多边谈判机制,修葺国际贸易通道和改善国际贸易制度环境,为本国产业价值链升级提供较优越的国际成长空间。

三是作为竞争团队组建者,运用符合市场机制方式和手段,打造“舰”级和“航母”级企业,迅速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弥补本国企业因成长期不足、成长的国际环境恶劣所落下的“先天不足”。

因此,处于“追赶期”的后发国家,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增长驱动模式还不能一下子就完全转向于市场导向型增长模式,而应该采取内外有别的经济驱动模式:在国内,最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本国企业的成长给予最宽松的制度环境;面对国际市场,则需要政府基于“和平崛起战略”,在作为直接进行外部需求管理的战略工具为本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积极引导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团队,并引领其成功的参与国际竞争。如此,既可以打破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困局,亦可以保持增长动力,并通过国际市场的拓展,成功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鉴于此,中国这种具备“国家公司主义”性质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机制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公共投资支撑型增长模式,因此东亚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结论,基本上不适用于中国。

(三)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全要素生产率固化真相

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临近和城乡一体化深入推进和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的提速,使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单位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原本劳动力低成本供给时代趋于结束,迫使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开始转型。而我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长期依靠技术模仿和粗放型熟练劳动力的重复投入,缺乏自主创新。因此得出我国当前面临单位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进乏力的双重挤压困境,并据此推断我国已经落入或即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之所以有如上推断,是没有真正理解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内涵,误将劳动力工资水平当做劳动力成本等同起来,从而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

所谓单位劳动力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单位增加值所花费的劳动力成本。如果不包括支付的奖金、分红等货币形式,狭义口径上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就是包含在生产单位商品中的劳动力工资,他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工资水平,还依赖于劳动生产率高低。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速率高于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单位劳动力成本则处于下降状态。基于此,不能简单根据我国当前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变化趋势盲目推断我国制造业经济竞争力状态。据樊纲(2014)等人的计算显示,2009年以前我国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确处于不断上升阶段,但由于真实劳动生产率提高速率更快,实际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是下降的。2010年以后,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加速来临,制造业工资水平加速上涨,但因实际劳动生产率增进水平未与之产生较大偏离,使得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总体得以保持平稳增长状态[13]。与东亚、拉美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状态,并未丧失其基本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短期之内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明显冲击。如图2所示。

图2:东亚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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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WDI数据库计算。

同时,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并不存在持续固化趋势。有不少研究认为,我国因长期依赖低水平劳动力的粗放投入和坚持后发赶超型的技术模仿,导致本国制造业缺乏技术进步动力,引发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进乏力,陷入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固化瓶颈。

这种结论不仅缺乏理论支撑,也缺乏实证支持。理由有二:

一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商品生产中的“干中学”效应和“技术共享”效应;

二是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制造业已经从单纯的技术模仿初级阶段过渡到集成创新乃至自主创新的后续阶段(Woo,2011)[14]。

最新的研究表明,从1990年至今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保持8.8%的增长速度,进入2005年以后这种增速更加明显,而引发全要素生产率增进的最大贡献不是其他正是技术进步速率(徐杰,2013)[15]。据此,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固化一说便不攻自破了。

五、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命题的隐藏风险辨析

较之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在中国经济增长事实的适用性问题而言,深入挖掘并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命题背后的深层次发展风险问题,才是当前我国直接面临增长与转型困境关键。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所暴露出的经济降速风险和经济结构调整所遇到的阻力来源来看,主要应当防范二个陷阱:

一是因收入分配格局极化、区域差距持续异化所导致的库兹涅茨陷阱;

二是因财政竞争和财政支出效率低下以及财政支出结构长期生产性倚重促进消耗性支出追赶型增长而导致的福利赶超陷阱。

(一)抑制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张下的库兹涅茨陷阱

据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统计,我国早在2002年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随后该指标仍在高位运行并不断攀升,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0.43。在影响我国财富分配格局的主要贡献因素上,从高到底分别为行业、地域和个人能力三个方面。当前我国正面临库兹涅茨收入分配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同步出现的特殊发展时期(Cai,2012)[16],如何通过合理的财税体制改革,调节行业、个体与区域间收入差距,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加速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转型,规避人口红利消减带来的要素禀赋冲击,成为了跨越库兹涅茨陷阱的关键。虽然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主导产业重置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秩序带来了挑战,但其工资调整机制和普通劳动者收入扩张趋势却对跨越库兹涅茨陷阱具有正向助推作用。

跨越库兹涅茨陷阱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调节行业收入差距是扭转库兹涅茨陷阱进一步固化的关键。问题突出表现在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工资水平确定机制、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市场盈利能力与利润分配制度、管理人员与一线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协调等三个环节。

二是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破解库兹涅茨陷阱的主要保障。问题主要存在于如何打破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竞争和“政治俘获竞赛”,重塑按照比较优势和分工效率确定区域差异化产业格局。改革现行财政分权体制重建转移支付制度,以保障后发地区具备快速赶超的可支配财力。

三是规制个体间收入差距是跨越库兹涅茨陷阱的根本基石,必须改革现行税收体制通过结构性减税,优化税制结构,特别是重构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综合型个人所得税制,增设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逐步增加直接税比例,以扭转税收杠杆调节个体财富分配效应失灵,逆转社会财富分配进一步异化的势态。

(二)防范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导致的福利赶超陷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为我国政府职能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扫清了理论障碍。相应的,随着政府职能改革,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投入的主要领域亦应同步进行优化调整。从重视生产性财政支出和财政投入的城市偏向向增加消费性财政支出、统筹城乡财政一体化配套方向转型。在我国长期政府公共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以基础设施为主体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一直高居不下。使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消耗性政府支出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财政规模扩张速度,亦与GDP增长速度长期脱钩,使得我国财政功能不仅不能为长期经济增长服务,反而陷入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和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双重困境之中。随着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和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供给格局的加速并轨,迫使各级政府不得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性财政投入比重,使得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载体的民生性财政具备明显的后发追赶特征。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福利赶超”。

短期内为快速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实施的福利赶超战略并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冲击。但若因执行福利赶超而进一步造成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政府债务高企、赤字累积,则会使得国家宏观经济出现巨大波动,减缓经济增长,使其真正陷入“福利赶超”陷阱之中。这种状况最早普遍存在于拉美国家中。其根源是这些国家不考虑适合国家发展阶段的最优财政支出结构,而为改善社会财富分配异化格局而盲目扩张消费性支出,引发政府失灵所致。生产性支出直接作用于当期产出,对GDP增长具有显著拉动作用而反之消费性支出则在经济增长领域具有明显的跨期效应,往往5年之后才能借助消费和私人投资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在财政支出投入方向上已经出现了类似“福利赶超”的苗头,消费性支出的扩张速度明显超出财政收入总盘子的增长速度,并伴有政府债务不断膨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政府预算约束软化等多重特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若不加以遏制和控制,落入类似拉美“福利赶超”陷阱,导致社会动荡、失业率激增、经济滞涨的局面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作者:段龙龙,叶子荣,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自:《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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