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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 | 全球化及信息化促进当代资本主义产生新的新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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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资本主义使雇佣劳动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而被称为福特主义的增长方式,则通过大众消费把雇佣劳动纳入财富的循环之中。但1/4世纪以来,由于受到通货膨胀加剧的困扰,并且由于国际货币秩序的紊乱和石油冲击,福特主义变得不稳定,陷入危机。

长期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运动不是自动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以相对稳定的增长阶段进行发展,但它一再被危机阶段所打断。在危急阶段,增长变得缓慢甚至走向反面,技术发展更难以控制,它改变了方向,打破了就业结构。在最后20年里,正是全球化和转向信息工艺的技术发展的相互作用成为强烈变化的动力,这一剧烈变化使一种新的增长方式问世,它(这一增长方式)在美国似乎已得到最充分的确立。

我们想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角度提出三个问题:新的增长方式到来;国家调节方式的变化;确立对国际金融的治理。

全球化与增长方式

全球化与技术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因为这两个进程都来源于分工。国际交换将分工扩大,技术发展使其深化。这两种现象的相互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分工引起的这两种变化的动力是资本主义逻辑的成果,即到国界之外追求利润的结果。变化的行为体是正在实现全球化的企业。

这样,我们就要研究竞争加剧和重新确定技术发展方向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获得新的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

竞争与技术发展

全球化引发了企业间多种形式的竞争。在产品市场上,企业失去了对于价格构成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在过去可使它们控制产品(成本与售价)差额率。在金融市场上,它们感受到资本成本的日趋国际化。在所有权市场上,企业接受了为它们确定了自有资金赢利目标的治理上的变化。

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增加了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

竞争的另一方面是产品的创新。因为把费用昂贵的技术以较高价格售出的惟一方法是,使对消费品的需求多样化,以刺激价格之外的竞争。

资产的增长方式

由于金融市场在确立宏观经济平衡和企业通过股东对重现和增加资本效益的各种行为的治理上的绝对影响,因而我们能够这样确定新的增长方式。

我们把这一方式同福特主义的增长方式进行比较,它将充分说明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

在这一新的增长方式中,企业行为变化的轴心是股利。机构股东的治理将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一变化。这一变化的效益标准又反过来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决策结构的组织、利润的分配和使用产生影响。

企业应在股息分配和对于未来将使股利增长的各种创新的融资间套利。这就是企业对于改变了技术发展方向的强制的回答。

在这一新的增长方式中,股票市场成为使企业赌注产生社会效力的场所。

由此可以说,这一增长方式是结构紧密的。但它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就提出了在雇佣关系和它易受金融不稳定性影响中的调节的问题。

全球化与调节方式

我们在这里将面对两个问题,它们直接产生于福特主义所引起的变化,并成为新的增长方式中的基本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来源于技术变化和系统寻求降低成本的企业调整对生产结构的影响。这将使生产章程分散化和重新使雇员在经济上无安全性。另一个问题来自企业通过机构投资者股份制进行治理的社会赌注。它与作为对企业资本所有权的补偿–合同储蓄的性质紧密相连。

弱性与安全

基于降低工资成本的迫切需要,新的技术发展方向打碎了福特主义的就业模式。以男劳动力为核心的长期固定工没有消失,但已被蚕食。各种各样的就业形式随着弹性工作的增多而繁衍。

而企业通过促使就业形式的繁衍所追求的工作弹性,则重新使雇员在经济上无安全性。并且,就业形式的碎化使集体协议谈判内容或部门协议中的一般规定减少。企业的这种形势决定了集体协议谈判的分散化或工资的个体化。正因为如此,对于雇员来说,工作的弹性意味着工资差异加大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性加重。在调整过程中降低工资成本使得社会发展倒退。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生产结构的弹性,技术发展能够提高资本生产率。但是这一组织生产的方式有赖于雇员的职责,因为生产行为本身的弹性使生产者重新对于自己的工作给以监督。而在对所有流量的全面监督下,各自治个体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生产者对于企业目标的支持。但是,如果生产者不仅在临时工作中,而且在经济形势上受到威胁,那么他们的职责就不可能转向企业目标。

这一观点向我们指明具有现代劳动特征的雇佣关系的定义。这一雇佣关系是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依附关系。它不同于工资,工资是个人经济上与市民社会的从属联系,这一从属关系是对劳动能力(不管个人工作形式或劳动合同形式是什么样的)的支配。

确认有利于雇员的劳动自由就是建立一种职业安全,以取代过去工作中受到弹性损害的安全。这实际意味着,个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应能连续从事多种职业,因为他们得到保证可持续享有他们的社会权利。

资本的社会所有与治理

资产的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储蓄的增长趋势。在未来10年,这种趋势在欧洲各国主要受人口老化的影响。

这一资产的行为也将改变财产结构。

由于储蓄趋势、劳动力提供和老龄人口消费方式的变化,增长方式将受到人口反冲击的影响。根本的问题是要在未来10或15年,实现经济的巨大增长,以使购买力重点向非就业人口方面转移。

因而未实现这一资本所有制所带来的权利的必然风险是集体的风险。

当代雇佣社会的金融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个人所有权在这里将趋于被作为一种对社会债务的补偿的权利所替代。由此导致金融调节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涉及公共调节,即国家应规定风险共担、权利转让和对就业者的职业管理中的谨慎行为的一般条件。第二个涉及治理中的雇员-储户的利益体现问题。

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使委托者的利益得到集中体现(它同时应能对于减少与管理者有关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作出判断)。应由工会填补在金融方面对雇佣关系进行调节的这一空白。它们的责任就是使与金融市场的积习拉开距离的效益标准得到承认。这是调节方式的决定性领域,它要以资产的增长方式所能接受的形式,对社会发展重新定位。

全球化与国际调节

全球化引起金融领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强调指出家庭的金融化。金融资产的增长带动了金融机构在日渐扩大的竞争中曾力图满足的收益需要。由于看到可以从对于大幅增长的公债的非货币融资中获得好处,各国政府便放宽了对金融的控制。这些新的金融关系使金融市场飞速发展。

由于各个国家断然或逐步取消对资本流通的控制,国家财政金融系统实现自由化并且其相互依赖性增强,它们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两个不能分离的过程。

灵活的货币调节与地域空间

在最后的1/4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由各国政府操纵变为受市场驱动。同时,黄金禁止流通已告结束。这一变化对于把各国纳入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流量的调节来说,具有双重意义。

在积极方面,我们将找到摆脱对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依赖的国际支付手段。

在消极方面,我们可能已注意到借款国获得国际支付手段的条件曾是不确定的和歧视性的。

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国际金融市场不是自动调节者。它把过度反应和过度迟钝融合在一起,因为它无力对已充分确定的一些基本内容的预测进行协调,这把它拖入一种不稳定的和臆测的平衡中。而对于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大国来说,鉴于它实行的货币政策,其宏观经济的利益如同国际货币体系(SMI)的体制改革一样是不确定的。但国际货币体系能够发展并且其活力能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各货币当局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实际增强。

在两种可能冲突的需要中,应存在某种妥协。一种需要是国家间的调整在宏观经济上的灵活性。另一种需要是为了更好地锁定对市场的预测而对政府间相互作用的可预见性。

随着国际金融相互依赖程度和强度的增加,国际货币体系(SMI)有了很大发展。

现时和将来,重要的世界性货币间的弹性汇率是保持国际性调节的惟一可行方式。而主要金融大国共同承担责任能够更好地协调可预见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一种制度形式,这一形式的扩展是对货币权力机构自我限制理论的确认。它的可信性已为市场所证明,为各国政府所接受。一个隶属国际清算银行的中央银行俱乐部在欧洲因欧元的出现而缩小,但因一些新的货币强国出现而扩大,它较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益,即对金融危机较早地和坚决地给以控制。

谨慎调节与系统责任

金融秩序的紊乱不仅对宏观经济造成干扰,对整个财政金融系统也造成威胁。银行危机和金融市场危机不仅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或由后者向前者转化的国家中出现。这些危机是全球化启动的金融动力中经常出现的不稳定状况。

对风险的低估源于听任宏观经济的碰撞和转向市场观点所造成的不稳定形势。许多进程都归于这一点。

系统风险由各基本风险的相互依赖构成。它源于私人财务代理人在不确定因素面前缺乏协调性。

简言之,金融危机是缺乏协调的私人行为无意间的相互影响所造成的状况。这一缺乏协调决定于因低估信贷风险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变的不稳固的金融结构。客观因素和财务代理人的共同心理在危机中混杂在一起。

实施既要预防危机又要解决危机的谨慎调节是很艰难的。它要具备很多条件。它不应损害金融全球化,而应促使私人代理人自己驾驭所冒的风险。它应抑制系统风险,同时毫不掩饰代理人因错误估计个人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它应具有国际意义,这需要各国金融监控权力机关间的合作。

作者,米歇尔·阿格里塔,法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总理经济顾问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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