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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低工资的经济学分析

在富裕国家的政客眼中,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罪魁祸首。过去七年来占尽风头的恶棍(戏耍无能监管者的无耻银行家)已被卷土重来的另一个流氓挤走:以低工资压榨老实员工的吝啬老板。在美国,食品业利润丰厚但薪金水平低下,工人们一直示威集会,要求提高工资及获得更多工会权利。希拉里·克林顿猛烈抨击那些收入为工人平均薪酬300倍的首席执行官,誓言自己竞选总统是为了捍卫备受不公对待的“美国老百姓”。在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已向选民表示计划惩罚以低工资剥削工人的“掠夺性”资本家。其对手戴维·卡梅伦反击说,他的保守党是“劳动人民的政党”。在日本,安倍晋三信誓旦旦要提高工人工资,威逼利诱日本企业老板来兑现他的诺言。

如此众口一辞自有事实依据。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给大部分地区的工资水平带来严峻影响。美国这五年来虽然经济有所增长,但实际工资仍比2009年初低1.2%。在英国,2009至2014年间的实际工资水平每年递减,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为时最长的下跌。2014年的工资中位数比2008年时的高位低了10%。德国堪称欧元区危机的避风港,尽管经济表现较佳,但工资水平仍比2008年时低2.4%。虽然有例外情况(加拿大和法国的工资中位数自2008年有所上升),但总体来说,这些年可谓是工资连连歉收。

工资之恶

薪酬冻结和降低不仅关系到受切肤之痛的劳动者和对贫富差异日增(相关问题,但不尽相同)深感忧虑的人们。劳动者也是消费者。富裕国家组织七国集团中,家庭消费占GDP百分比为55%(法国)至68%(美国)。虽然个别老板压低员工工资情有可原,但整个经济普遍呈现低工资水平就可能限制经济增长,而经济衰退过后本应期待复苏。即使目前还未抑制增长,将来也会发生,因为家庭消费又走上了贷款“先花未来的钱”那不可持续的老路。

如果说工资问题值得忧虑,相关政治热议也有让人忧心的一面。要设计稳妥的政策就必须探究工资缘何停滞不前、薪酬冻结意味着什么、推进薪酬水平的政策可能产生哪些影响。但是,经济学也才刚开始着手研究这些问题。

一方面原因是,即便在经济衰退前,工资水平也没像经济学原理宣称的那般简单地随着生产力提高而相应上涨。二战后,两者确实联动变化了一段时间(1947年至1960年间两者的水平在美国均提高了51%),但自上世纪60年代起便渐行渐远:美国的生产力自1960年上升了近220%,但实际工资增长却不足100%。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结果就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而且如果仅就薪资收入分析,顶层高薪人士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加剧了其他劳动者的困境。

研究劳动收入份额下跌原因的学者们认为几大力量在起作用。其一是资本收益上涨高于劳动力收入,尤其来自房产的资本收益。另一因素是,在许多行业中,资本品价格大为降低,或者质量上升,抑或两者兼有。老板们可以选择是把钱花在机器上还是劳动者身上。同时,一定产出所需要的生产设备成本下降(可能由于现有设备降价或新设备产能提高)也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全球化也可能令企业减少对富裕国家劳动力的需求。爱丁堡大学的迈克尔·埃尔斯比(Michael Elsby)以及美联储的巴特·霍布金(Bart Hobijn)和艾谢居尔·沙欣(Aysegul Sahin)指出,1993年至2010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最多的是供应链中进口比重加大的行业。而工会力量的萎缩削弱了劳工的议价能力。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工会所代表的工人的比例在每个十年里都呈下降趋势,七国集团内普遍出现类似现象(见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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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过后工资水平为何停滞不前,这一令人费解的难题涉及另一因素——失业率。过去经济学家认为它对工资设定至关重要。通常认为,只要失业率低于一定程度,闲散劳动力变得稀缺,对已就业人员的争夺会升温。随着公司彼此争抢人才,新入职员工的起薪将提高,被器重的员工则能获得可观的加薪。分析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加上工资驱动产生的通胀的影响,并据此预测失业率数据,是各国央行的核心任务之一。

匹配窘境

在大衰退之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往往会上升。失业期对劳动者有挥之不去的影响,有的斗志尽失,有的甚至患上临床抑郁症。中断就业可能导致技能减退或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在所需技能方面,在复苏期兴起的行业和在低迷期裁员的行业可能并不一致。这一切意味着有些失业者难以重返就业大军,实际上会有部分人员持续失业直至退休年龄,因此这些失业人口无助于压低工资水平。所以,在大危机过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提高,通胀应该更快显现,而非姗姗来迟。

但是,这次经济衰退过后,上述经验法则在多个国家均被打破(见图表2)。2013年,富裕国家智库经合组织(OECD)认为,如果英国的失业率降回至低于6.9%,国内将出现工资带动的通货膨胀。虽然2014年全年英国的失业率都远低于这个数字,但平均实际工资依然下降了0.6%。美联储经济学家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文章估计美国的“失业率与工资”之间将出现稳定关联:在2014年内,失业率每降低1%,通胀将上升0.3%。尽管自那以后失业率已下降超过两个百分点,2015年第一季度的时薪中位数还是与去年同期相当。日本2014年的平均失业率为3.6%,远低于金融危机前的平均水平,但实际工资却下降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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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哉怪哉,但如果只是暂时现象,也不必太过忧心。而且有证据表明,实际工资可能正在摆脱止步不前的情况。2月下旬,德国最大的工会组织IG Metall为其成员争取到了3.4%的加薪,远高于当前0.3%的通胀率。英国最新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平均薪酬上升了1.7%,在通胀接近为零的情况下,这是个不错的实际升幅。在美国,过去一年平均实际工资上涨了2.2%。如果这一趋势持续而且失业率下降,将会恢复到危机前的常态,持续的工资通胀最终将引发央行加息。

然而,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最近的工资上涨势头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乎意料的低通胀之下的假象,而真正的工资停滞仍会持续。美国及英国的平均薪酬数据也许只是把一般工人的持续苦况隐藏于备受追捧的高薪阶层的风光故事背后。也许这场衰退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损害(技能丧失,劳动者具备经验的行业和存在职位空缺的行业相错配)不是表现为长期失业,而是持续的低工资水平。如果确实如此,工资被锁定在低位,那么即使失业率低,也无法重回持续通胀的局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将令央行作出截然不同的决策,把利率保持在低位。同时这也意味着低工资产生的政治争纷或会就此持续。

该怎样解释这种变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在许多地方,得益于更灵活的劳动合同,无须提高工资也能填补职位。在德国,“迷你职位”(月薪低于400欧元/440美元的职位)火爆增长。在英国,“无约定工时”合同大行其道,雇主和员工无须相互保证固定工时。这类合同令解雇员工变得更容易,雇用员工也因而无后顾之忧。通过把职位变得更脆弱难保,这类合同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不为长远

规模日增的“人力资源产业”也可能带来类似效果。受此影响的经济领域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要广泛得多;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为企业提供临时办公室职员,凯利服务(Kelly Services)、德科(Adecco)、任仕达(Randstad)这些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如今主要向企业派遣轻型制造业及产业工人。2013年,凯利服务成为美国仅次于沃尔玛的第二大私营雇主,拥有75万名员工。美国有290万临时员工,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

七国集团各国的临时工市场一片兴旺。日本曾经是终身雇佣(shûshin koyô)的国度,如今短期派遣工作越发普遍。2014年,日本最大的临时雇员派遣机构“招募”(Recruit)以190亿美元市值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在英国,奥运会举办时的种种工作都由临时雇员负责,G4S提供临时保安人员,Compass派出餐饮服务人员,这两者分别是英国最大及第三大私营雇主。

人力资源行业为劳动者和企业提供了灵活性,而且可以根据数据库匹配工人和职位,这会很有用处:关于提升职位搜索和匹配能力以降低失业率的研究在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些人力资源聚合机构通过帮助客户降低人力成本来争夺业务,在利益驱使下,自然会争取让工资保持低位。2014年美国游说团体“全国就业法律项目”(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的丽贝卡·史密斯(Rebecca Smith)及克莱尔·麦肯纳(Claire McKenna)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人力资源公司会削弱临时员工的议价能力。

七国集团内,政客们纷纷忖思,考虑以三种方式来克服低工资造成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最不讨好的是重新立法监管劳动力市场,限制灵活性。在德国,工会组织指责“迷你职位”蚕食了薪酬较高的职位机会。但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据政府研究机构IAB称,迷你职位增长最快的行业正是全职职位增长也相当强劲的行业。在英国,工党向选民承诺将取缔无约定工时合同。

应免则免

这样的硬性规定不会让劳动者境况改善。原因之一是许多劳动者喜欢临时工作所具有的双向灵活性。一些日本人热衷于做临时工,子女年幼的家庭妇女和想赚点额外养老金的退休人士可以藉此重返劳动力市场。而且束缚市场弹性会令风险加大,经济一旦走向衰退,必然导致大规模裁员。法国是七国集团中劳动力市场最缺乏弹性的,失业率为10%。自2010年,法国经济创造了约14万个新职位。而劳动力市场超级灵活的英国则创造了160万个新职位。没错,政客们是该确保合理的薪资水平,但残酷的事实是,在尚未恢复的经济中,拥有一份低收入工作总好过失业。

解决低工资问题的第二个方法是减税。要看其效用,英国是个很好的例子。2010年,英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时薪5.93英镑,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当年总收入应为12,300英镑,其中应税收入为5,900英镑。换算到今天,相当于总收入13,520英镑(20,870美元),但由于免税收入额度提高,如今应税收入实际仅为2,920英镑。

问题是,这样的减税政策没有针对性,所以收入较高的人群尤其是高薪人士也受惠于此。这令减税广受欢迎,但成本高昂。为集中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低税收优惠,许多国家转向推行税收“补贴”,如英国的就业税收补贴(Working tax credit)或美国向极低收入人士退税的劳动所得税抵减(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举个例子,在英国,年收入为13,100英镑或以下的人士会获得1,960英镑的补贴。由于雇主不会因此产生任何成本,所以招工的意向依旧很强。

但这里面也存在着疑虑。有人担心抠门的老板会因为有这些税收补贴而不给员工提高工资。在麦当劳、汉堡王、温迪这些美国最大的快餐连锁店里制作汉堡的低薪工人,或者在英国最大酒吧集团JD Wetherspoon旗下酒馆工作的服务生,都将获得大幅的税收补贴。但批评者指出,这些企业本就盈利,还向股东发放现金分红。其他公司认为可以承担更高的工资水平:沃尔玛计划将最低时薪从7.25美元提高至9美元,这一步应该不难跨出,毕竟2014年该公司盈利270亿美元,分红达60亿美元。通过降低流失率、提升士气,加薪带来的效益可能足以抵消所增加的成本。对英国经济的研究发现提高薪酬有助公司留住员工。

推行针对性税收抵免措施比全面减税的成本低,但算起来也是一笔巨款:英国财政大臣以此方式刺激工资增长,在2013年至2014年就花了300亿英镑,是十年前花费的两倍还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工研究及教育中心(the Centre for Labou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最近的一份报告估算,在2009年至2011年间,美国花费了2270亿美元(约为年度联邦预算的6%)用于为低收入雇员提供补助。两项主要支出为税收抵免(670亿美元)和食品救济券(710亿美元),目标是直接刺激购买力。另一项支出为医疗补助(830亿美元),用以弥补企业对员工医疗保险投入的下降。2003年至2013年间企业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的比率从67%下降至59%。

第三种方式是提高最低工资,把负担转回给企业。七国集团中各国法定最低工资大不相同:意大利没有最低工资规定;法国最低时薪为9.61欧元,为其中最高(见图表3)。许多激进派都希望调高最低工资水平。在美国,奥巴马希望最低时薪提高近40%,达到10.10美元。在英国,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希望把最低时薪提高至8.70英镑;智库组织“生活工资基金会”(Living Wage Foundation)认为,伦敦以外的工人需要7.85英镑的最低时薪,而在伦敦以内的则需要9.15英镑——这比现行最低工资高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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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给价格设上下限有风险。能源价格上限会令企业不再向电站投资,工资下限会令企业不再聘请员工。法国的最低工资线高高在上,随之而来的是高失业率。2012年,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马克·布莱恩(Mark Bryan)、安德烈·撒瓦特瑞(Andrea Salvatori)和马克·泰勒(Mark Taylor)集中研究了2009年英国经济急剧衰退时的就业及薪酬情况,他们发现并无证据表明最低工资会阻碍公司聘请员工。一些左倾智库组织认为,政客们应再加推一把:美国的城市有权订立自己的最低工资线,其提出的最低工资要求往往高于联邦政府的标准,而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约翰·施密特(John Schmitt)和大卫·罗斯尼克(David Rosnick)在2011年对旧金山、圣塔菲和华盛顿特区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这对就业没有任何影响。

工作必须是摆脱贫困的出路,而非深陷其中的绝路。在这个意义上,政客对停滞及下滑的薪酬水平的关注如果能真正提高低收入员工的实际工资而又不阻碍新职位创造,那自然是值得欢迎的。尽管那些超灵活的新型劳动力市场有其缺陷,但一心重拾刻板监管的左倾政客玩的是一局危险的游戏:结果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对丢掉饭碗的或是勉强维持生计的劳动者而言,均属无益。

本文来源: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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